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2〕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思路。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方向，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市场需求为坐标，加强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创新流通方式，不断拓展产业链条，推动龙头企业集群集聚，完善扶持政策，强化指导服务，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全面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二）基本原则。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企业与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经营决策权，不搞行政干预；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途径；坚持机制创新，大力发展龙头企业联结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的组织模式，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三）主要目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一批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龙头企业集群；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建设一批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的生产基地；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培育一批产品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影响范围广的知名品牌；加强产业链建设，构建一批科技水平高、生产加工能力强、上中下游相互承接的优势产业体系；强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二、加强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
　　（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大资金投入，强化龙头企业原料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开展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粮食生产基地、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等项目建设，切实改善生产设施条件。国家用于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等建设项目，要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原料生产基地予以适当支持。
　　（五）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支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设施农业和规模养殖，开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深入实施“一村一品”强村富民工程，支持专业示范村镇建设，为龙头企业提供优质、专用原料。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申请“菜篮子”产品生产扶持资金。龙头企业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鼓励龙头企业使用先进适用的农机具，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六）实施标准化生产。龙头企业要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投入品登记使用管理制度和生产操作规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控制和可追溯制度，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鼓励龙头企业开展粮棉油糖示范基地、园艺作物标准园、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等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农产品标准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参与相关标准制订，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七）改善加工设施装备条件。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先进适用的生产加工设备，改造升级贮藏、保鲜、烘干、清选分级、包装等设施装备。对龙头企业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折旧。对龙头企业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农产品加工项目且进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用设备，在现行规定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对龙头企业购置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依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地农产品初加工的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扶持。
　　（八）统筹协调发展农产品加工。鼓励龙头企业合理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确保口粮、饲料用粮和种子用粮的前提下，适度发展粮食深加工。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农产品初加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保障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的合理用地需求。
　　（九）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支持龙头企业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和开展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节能、节水等项目建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研发和应用餐厨废弃物安全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大畜禽粪便集中资源化力度，发挥龙头企业在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作用。
　　四、创新流通方式，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十）强化市场营销。支持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升级，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参与农产品交易公共信息平台、现代物流中心建设，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农产品营销网络，促进高效畅通安全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超对接，积极开展直营直供。支持龙头企业参加各种形式的展示展销活动，促进产销有效对接。规范和降低超市和集贸市场收费，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结合实际完善适用品种范围，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铁道、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安排龙头企业大宗农产品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运输。
　　（十一）发展新型流通业态。鼓励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连锁店、直营店、配送中心和电子商务，研发和应用农产品物联网，推广流通标准化，提高流通效率。支持龙头企业改善农产品贮藏、加工、运输和配送等冷链设施与设备。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承担重要农产品收储业务。探索发展生猪等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鼓励龙头企业利用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进行风险管理。
　　（十二）加强品牌建设。鼓励和引导龙头企业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支持龙头企业申报和推介驰名商标、名牌产品、原产地标记、农产品地理标志，并给予适当奖励。整合同区域、同类产品的不同品牌，加强区域品牌的宣传和保护，严厉打击仿冒伪造品牌行为。
　　五、推动龙头企业集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十三）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龙头企业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的相关优惠政策，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在境外发行股票并上市，增强企业发展实力。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前提下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11〕6号）的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龙头企业做好安全审查。
　　（十四）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积极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支持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开展物流信息、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集中，推动企业集群集聚，培育壮大区域主导产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六、加快技术创新，增强农业整体竞争力
　　（十五）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研发机构，加强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合作，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科技型龙头企业。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等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关键和共性技术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落实自主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关键技术和核心工艺，开展集成创新。发挥龙头企业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中的主体作用，承担相应创新和推广项目。
　　（十六）加强技术推广应用。健全农业技术市场，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为龙头企业搭建技术转让和推广应用平台。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积极为龙头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引导龙头企业为农民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服务。各类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要将龙头企业作为重要的实施主体。
　　（十七）强化人才培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培养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经营管理水平高、熟悉农业产业政策、热心服务“三农”的新型龙头企业家。鼓励龙头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业务骨干，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并享受当地政府人才引进待遇。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龙头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基地服务人员的培训，组织业务骨干到科研院所学习进修。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龙头企业就业，对符合基层就业条件的，按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政策。
　　七、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十八）大力发展订单农业。龙头企业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协商合理的收购价格，确定合同收购底价，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规范合同文本，明确双方权责关系。要加强对订单农业的监管与服务，强化企业与农户的诚信意识，切实履行合同约定。鼓励龙头企业采取承贷承还、信贷担保等方式，缓解生产基地农户资金困难。鼓励龙头企业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支持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风险保障机制，对龙头企业提取的风险保障金在实际发生支出时，依法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十九）引导龙头企业与合作组织有效对接。引导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入股龙头企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龙头企业，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将加工、销售环节的部分收益让利给农户，共享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果。
　　（二十）开展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为基地农户积极开展农资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疫病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各类服务。
　　（二十一）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建立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龙头企业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供应。强化生产全过程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积极稳定农民工就业，大力开展农民工培训，引导企业建立人性化企业文化和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强节能减排，保护资源环境。积极参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建设。龙头企业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八、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
　　（二十二）扩大农产品出口。积极引导和帮助龙头企业利用普惠制和区域性优惠贸易政策，增强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加强农产品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为农产品出口提供风险保障。提高通关效率，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支持龙头企业申请商标国际注册，积极培育出口产品品牌。
　　（二十三）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引导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扩大农业对外合作，创新合作方式。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积极对外谈判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对龙头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所需的国内生产物资和设备，提供通关便利。
　　（二十四）完善国际贸易投资服务。切实做好龙头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加强国际农产品贸易投资的法律政策研究，及时发布市场预警信息和投资指南。完善农产品贸易摩擦应诉机制，积极应对各类贸易投资纠纷。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出口检验检疫制度，继续对出口活畜、活禽、水生动物以及免检农产品全额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费，对其他出口农产品减半收取检验检疫费。
　　九、狠抓落实，健全农业产业化工作推进机制
　　（二十五）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观念，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中一件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强化各级农业部门的农业产业化工作职能，明确负责农业产业化工作机构，保障工作经费，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农业产业化部门间协商工作机制，强化协作配合，落实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二十六）落实政策措施。各级财政要多渠道整合和统筹支农资金，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相关资金，切实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要将中小型龙头企业纳入重点支持范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要向龙头企业倾斜。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在各自业务范围内采取授信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收购的支持力度。鼓励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据龙头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利率和偿还方式，扩大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有效满足龙头企业的资金需求。大力发展基于订单农业的信贷、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积极为龙头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缓解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要将中小型龙头企业纳入重点支持范围。全面清理取消涉及龙头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
　　（二十七）加强指导服务。健全农业产业化调查分析制度，建立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经济运行调查体系，加强行业发展跟踪分析。完善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监测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健全主要农产品生产信息收集和发布平台，无偿为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所需信息。发挥龙头企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企业行为，服务会员和农户。认真总结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好经验好做法，大力宣传农业产业化发展成就，对发展农业产业化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
　　　　　　　　　　　　　　　　　　　　　　　　　　　二○一二年三月六日







家族企业：蒙冤之后是晴天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为笔者在一次中国民营企业家论坛上的发言稿，后被《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以封面特稿刊于2003年7期



家族企业并非落后形态！
家族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蒙冤”最多的经济形式。受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家族企业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甚至断言家族企业必将消失。一提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把家族企业作为“典型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实际上，作为最古老的产业组织之一，家族企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正在“返老还童”，重新焕发活力，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有经济，据估算，规模在２０万亿人民币。中国民有企业开始进入经济“禁地”，如金融、能源、矿产、公用事业、专用化学品等，并成为行业领袖。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有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
如果认为国内的家族企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到世界范围内。在全球５００强最近一次的排名榜中，有１７５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我们不妨看看家族企业占ＧＤＰ总数的比例：韩国４８．２％；中国台湾６１．６％；马来西亚６７．２％；菲律宾和印尼，最大的十个家族体现本国市值的一半；中国香港，五个最大家族体现了２６％的市价总值；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十大家族体现市价总值的１／４；在现代企业制度最完备的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７８％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全美ＧＤＰ的５０％。
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FamilyBusiness）在其2003年第一期上公布了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的排行榜。其中，中国人熟知的沃尔玛、福特、三星荣登三甲。这200家企业共来自27个国家，其中美国占了99席。此次排名对家族企业的含义规定很广：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及管理方式，只要是某个家族在这一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可参加排名。所以最终的排行榜中包括上市公司、私营公司、集团公司、控股公司等多种组成形式。许多公司在其所在的行业中，甚至在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家族企业中，许多并非完全意义上由某个家族统治，而是靠多数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例如在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和排名第二的福特，Walton家族和Ford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而在控制着7-Eleven便利店73%股权的排名第21位的日本Ito-Yokado公司中，伊藤家族仅拥有15%的份额。
美国公司治理对策：家族企业成为首选
美国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企业制度典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制度文明” 的表率。家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家族企业支撑起了美国经济繁荣”，你或许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大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一直是家族企业；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经济时代”（又称“知识经济时代”），美国诞生了大批所谓的“最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老布什时期，家族企业开始备受批判，认为它是“过时的老爷车”，不适宜行驶在新经济的宽阔大道上。克林顿的8年当政期间，美国家族企业进一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更先进的知识经济企业”。
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家族企业的衰落应该标志着更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普及，应该推动经济的更大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美国经济于21世纪的开元之年跌入了低谷，主要原因不是“9·11”恐怖事件，而是美国的“更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出了严重问题，发生了安然之类的一连串公司丑闻危机，美国的“制度文明”不再是神话和真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一番考证，经济学家蓦然发现——曾被大力批判的家族企业才是完善的、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态！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8月4日颁行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回归家族化，重新重视家族企业的作用。
安然等公司丑闻的症结在于：所有权过于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着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理层就会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谋取不当私利。这就是“经理层操纵”。
家族企业由于由某个（或多个）家族控制着足够有效的股权，在“关心切身利益”的激励下，家族成员就会尽心尽力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监督，减少“经理层操纵”所带来的公司腐败。
西方“两权合一”浪潮：家族企业备受青睐
就在我国国企改革大力提倡“两权分离”并认为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经验”时，西方却兴起了“两权合一”的浪潮，家族企业因此而备受青睐。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家族企业以其明显的优势特点，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织形态。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刘大洪指出，在家族企业里，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主力是家族企业
中国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是上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企业将让位于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已经把“国有股减持”、“国退民进”、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作为明确的战略提出来，且已经切实实施相应措施。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如果把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名国有实民营”企业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力量已接近国有经济！而且，在接下来的深化改革过程里，中央决心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进一步贯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真正与国际接轨，建立起“人民主导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最迅速、最健康的当数温州，我们不妨以其为例，来剖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必然性。在温州，不仅个人业主制企业完全属于家族企业，连股份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大多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制是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作用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在转型期中，民企很难通过外部其他途径获取资本，家族成员是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温州奇迹的很大原因在于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他们通过家族关系链流动、迁移、聚集，家族网络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州人往往从族人那里学习经营经验，这种血缘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网络是产业扩散的重要渠道。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度社会难以造就非血亲的民营企业。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特殊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员为家族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家族企业能够极大地降低内部监督成本。
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
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里，家族企业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人资本界著名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在华人企业里，即使是跨国大公司，也一直以家族制为主导。这绝非偶然，其背后是独特的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其存在是必然的、长期的。
中国人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这既不利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也不利于家族企业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信任和重用。有个笑话，说心理学家随机挑选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对他们进行催眠，然后问他们对待富人的态度，让他们说出真话。美国人说：“我敬佩富人，我也想成为富人。我想为富人工作，以得到丰厚的薪水。”中国人则说：“我嫉妒富人，眼都红了。我想劫富济贫。”在这种明显的“仇富”心理支配下，中国民营经济的所有者不敢、不愿去重用外来人才，因为他不能保证“外人”会不会暗中背叛他、算计他、甚至劫持他！这使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首选，因为家族成员不会产生上述风险。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在西方，人们以“在大公司工作”为荣；而在中国，即使在最大的、最好的公司里工作，也被视为“为别人打工，没前途”。中国人都想“自己当老板”，即使是一个小老板，也胜过为别人打工。这使中国一直难以形成正规的、繁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目前的职业经理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而大大小小的、成功的不成功的、现实的做梦的老板却比老鼠还多。没有发达的职业经理市场，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称职的、恪守职业道德的外来人才，于是，不得不仍然倚靠家族成员，这也导致家族企业盛行。
社会信用监控体系不健全，加之我国长期以来漠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人们（尤其是“打工经理”）普遍产生一种“没出事时赶紧捞，出事之后撒腿跑”的短期心理及近视行为。民营经济的打工经理腐败事件经常发生，有关机关对待这种事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认为“反正又不是侵犯国家全民财产，富人损失一点无所谓”。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对私人财产的“公力保护”不力，也迫使民营经济干脆进行“私力救济”，实行家族制，由“自己人”控制着企业经营的日常过程，根绝“外来者”为祸的可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