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琼府办〔2007〕39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城乡规划督察员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城乡规划督察员试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海南省城乡规划督察员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强化城乡规划层级监督，形成快速反馈、有效监督和及时处理的督察机制，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建设部关于派驻城乡规划督察员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政府向市、县派出城乡规划督察员（以下简称督察员），对各市、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城乡规划工作进行督察。由省建设厅负责督察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条 督察员应本着“到位不越位、监督不包办”的原则，不妨碍、替代当地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正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切实有效地开展督察工作。

第四条 督察员主要采取巡查方式对全省城乡规划工作情况进行监督，省建设厅原则上每年安排每个市县1—2次巡查，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组织督察员对城乡规划工作进行专项督察。

第五条 督察员开展督察工作时，有权向城乡规划编制、审批、申报等单位收集资料，调查取证；有权对各市、县核发“一书两证”、审批工程设计、颁发施工许可证、办理竣工验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及档案建立等情况进行抽查；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延误和拒绝。

第六条各市、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和配合督察员的工作，及时通报城乡规划工作情况。在督察员巡查期间，各市、县政府应当通过当地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布督察员姓名、工作内容、办公地点和联系方式，设立举报箱，鼓励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向督察员反映情况和举报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



第二章 工作职责和程序



第七条 督察员主要工作职责是依据国家和省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政策，以及经过批准的规划、国家强制性标准等，对当地政府制定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情况，城乡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管理情况，查处各类违法建设情况，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和上访的情况进行督察，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证城乡规划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重点对下列行为依法开展督察：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海南经济特区城市规划条例》、《海南省城市规划工作行政规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编制（修编）、调整或审批城乡规划的；

（二）违反海南省城镇体系规划、海南城乡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城市详细规划各项强制性内容的；

（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违反城乡规划，批准建设项目的；

（四）违反建设项目选址规定或选址管理权限、程序，进行选址定点并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

（五）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擅自改变用地性质或规划控制指标，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规划设计条件的；

（六）违反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用地总平面设计方案进行审批，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七）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经批准的工程初步设计审批施工图设计的；

（八）未取得完备的规划许可手续，发放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和进行工程验收的；

（九）未取得规划竣工验收有关手续，进行房屋产权登记的；

（十）违反历史文化名城、古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定的；

（十一）当地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明确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不作为或查处不力的；

（十二）其他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

第八条 对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督察员应认真调查核实情况，及时提出督察意见，经省建设厅组织审核后，向各市、县政府或有关部门下发《海南省城乡规划督察意见书》，同时将《海南省城乡规划督察意见书》上报省政府。

第九条 各市、县政府或有关部门应当在收到督察意见书起15日内向省建设厅和督察员书面反馈意见，督察员对反馈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及时通知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上报省建设厅。

第十条 督察员对各市、县政府或有关部门执行落实督察意见的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并及时反馈省建设厅。

第十一条 对重大督察意见和在15日内无反馈信息的督察意见，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由督察员提请省建设厅就反映的问题组织调查，召开由督察员主持的听证会，提出处理意见；

（二）由督察员提请省建设厅依法查处或责令有管辖权的下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对拒不改正的，由省建设厅报请省城乡规划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责令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督察员应就巡查情况向省建设厅提交巡查报告，重大、难点问题可随时报告。每年年底向省建设厅提交本年度工作总结，并向省城乡规划委员会报告督察情况。



第三章 聘任、解聘和纪律要求



第十三条 督察员人选由省建设厅推荐，报省城乡规划委员会审定后，由省人民政府聘任。督察员每届任期二年，可以连任。

第十四条 督察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坚持原则，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忠实履行职责；

（二）未受过任何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三）熟悉国家和本省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技术规范；

（四）熟悉城乡规划工作情况，具备城乡规划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比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五）城市规划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具备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或注册规划师资格；

（六）身体健康，能正常履行督察员工作职责。

第十五条 督察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秉公督察。遵守督察纪律，不夸大、不掩饰督察发现的问题。严禁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赠送的现金、有价赠券和贵重物品，严禁向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提出任何与本人或者亲友有关的私利要求，严禁泄漏工作秘密。

第十六条 督察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建设厅报省政府批准予以解聘：

（一） 滥用职权、越权的；

（二） 督察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的；

（三） 违反督察员工作纪律的；

（四） 其他不能正确履行督察员工作职责行为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

2001年1月5日 10:19 刘仁文

时下，“法治”这个题目正被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社会加以讨论，然而，与这种热闹气氛形成对比的是，很少有人对法治进程中的语言建设给予应有的关注，其原因或许如梁治平君所言：“在中国的知识界，······法律人似乎并不关心一般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普通知识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书斋与社会之间》，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麦考密克语），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要想在与法律有关的职业中取得成功，你必须尽力培养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丹宁语），而对于国家而言，“法律条文含义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孟德斯鸠语）。

一部好的法律必是用词准确、逻辑严谨、内容与形式俱佳的文献，它不仅给法律的遵守和操作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给读者以美感和享受。法国大作家司汤达在创作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时，每天清晨必读几页《法国民法典》，以从中获取运用艺术语言的灵感和启迪。相反，一部语言粗糙、语法不全的法律，将不仅成为“法学幼稚”的佐证，而且会引起法律解读和法治运作的不必要麻烦，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以修订后的刑法为例，一方面，为了“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规定，原则上没有问题的，尽量不作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致使原有的一些语言硬伤得以延续下来（但是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确实是需要加以考虑的，由此看来，一个不经意的语法毛病，还真有可能给后来的法律修订者带来不小的难题，有时可能就不得不让它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另一方面，由于修订草案出台仓促、修订班子对法律语言的鲜有关注（实际上，包括许多参与起草和论证的刑法专家在内，即使想关注，他们又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素养呢？），造成新刑法漏洞百出， “一些条文内容逻辑不严密，一些文字表述有语法问题”（范忠信：〈〈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法学〉〉1997年第10期），“有的条文法律用语模糊导致罪状难以理解，有的条文重复规定或者自相矛盾”（侯国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来自司法实践的信息表明，当前新刑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惑，大多与立法用语的模糊不清有关，这又应验了英国法学家、著名法官曼斯斐尔德勋爵的一句话：“世界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

不幸的是，刑法中的此类语言缺陷绝不是个别现象，相反，它是我国当前整体立法水平和法律面貌的一个缩影。从宪法到各部门法，从基本法到特别法，从法律到法规，语法不周、逻辑不严谨，或者语义不清、用词不当、标点符号欠妥，或者句法不凝练、表述冗赘等，不说俯拾皆是，至少也是不乏其中。此种情形对法治的危害，如果说在目前法治的初始阶段还不严重的话，那么，随着法治向更高层次演进，其危害必将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立法如此，司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法院的判决书为例，在西方法治先进国家，一份判决书往往就是一篇说理透彻、论证严谨、法理气息浓郁的高水平论文，而在我国，判决书制作粗糙、论证空疏、说理乏力早已成不争事实，很多判决书常常对最需要加以详细论证的判决理由一带而过，随即套用“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等格式化用语，此种判决书的公信力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前不久下达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已明确将强化判决书的“说理”作为司法文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要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法官的语言功底就必须得到提升。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两件事情：一是1954年宪法制定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曾特聘叶圣陶、吕叔湘两位文字专家为语文顾问，遇到文字上的问题，都请他们推敲；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曾有关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提到吕老曾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在立法中就一些法律草案进行文字上的把关。

由此得出的启发是：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律语言建设应当靠两方面的力量来完成，一是法律人自身在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也要致力于语言修养的提高；二是语言学家们也不能不关心法律人所作的工作，将法律语言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只有经过法律人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法律语言才能成为但丁所推崇的那种“理想的语言”、“纯净的语言”，为国家法治建设和语言文字建设作出双重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