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二)
----相关司法解释、法律规范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人身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以来，在立法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始终没有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
　　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过程中出台，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与研究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演变过程，对于研究、掌握与适用司法解释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着重介绍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中未列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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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
　　1、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文件
　　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8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2年5月16日(1992-07-01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
　　2001年1月10日(2001-01-21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月8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出台了(2001-03-10施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1988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
　　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
　　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4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0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人体重伤鉴定标准》
　　1990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
　　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现行有效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节录及说明：
　　(1)《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与《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主要规定的是经济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
　　(2)人民法院不受理“被害人就刑事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

法释〔2002〕1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0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云高法〔2001〕176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就刑事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此复



　　(3)规定了对雇工单位应对工伤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４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８７〕第６０号请示报告收悉。据报告称，你市塘沽区张学珍、徐广秋开办的新村青年服务站，于１９８５年６月招雇张国胜（男，２１岁）为临时工，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作”的内容。次年１１月１７日，该站在天津碱厂拆除旧厂房时，因房梁断落，造成张国胜左踝关节挫伤，引起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导致因脓毒性败血症而死亡。张国胜生前为治伤用去医疗费１４１５１．１５元。为此，张国胜的父母张连起、焦容兰向雇主张学珍等索赔。张等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任”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张连起、焦容兰遂向法院起诉。
　　经研究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任意侵犯。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无效。
从一个案例看司法改革

　　卢映西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可谓任重道远。

　　一、从一个极端案例说起

　　《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

　　周澄，90年代中期曾是本溪钢铁公司驻北京销售人员，在本钢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成立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为了给北京中心筹措营运资金，他从朋友那里借了300万元到沈阳炒期货，一下子赚了40万元。赚到钱后，他把本利中的313万元汇入北京本钢物资销售中心账号，次日提出173万元，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购买了三室二厅的K楼301室，没办产权证就在门口挂上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处的牌子办公。这一提款购房的行为，1999年被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判了5年徒刑。周澄上诉，被驳回。

　　一审时周澄的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代表公诉方出庭的是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的科长，她也认为周澄无罪，公诉书所述实际上并非其本人意见。现已退休的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靠”。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的主审法院院长后来不幸身患绝症，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良心发现，找到了周澄，当面拿出一份有关他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把案卷副本交给周澄时，这位院长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份东西本不应该交给你，但你拿着，将来或许有用”。

　　于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披露，我们看到了当时一审审判委员会和二审合议庭触目惊心的记录：

　　周澄案的审判长首先做了汇报：上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告人周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本案又系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上级法院意见判起刑线5年。法院院长发言：就判5年。副院长说：判5年，同意上级法院的意见。其他委员一致同意。于是，决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周立即上诉了。二审合议庭评议。二审审判长说：从法理上讲本案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但本案的一审却定了罪。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位代理审判员说：我认为本案从法理上讲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故同意主审人的意见。另一名代理审判员也考虑到领导及相关部门意见。于是合议庭一致意见：从法理上讲本案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周澄有罪，但考虑到本案是领导过问并关注的案件，而且领导也有具体要求，因此特作出如下意见，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确实是个十分极端的案例（以下简称“周案”）。参与诉讼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被告周澄最终获刑5年。然而这样极端的案例却真实地发生了，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司法实践的某种现实困境。

　　二、观念的滞后

　　“周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显然是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然而再考察一下案例发生的大背景，就更令人深思：司法独立原则在当今中国，不但现行宪法和三大诉讼法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空间，而且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明确指出了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可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上述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毫无障碍地发生了。这说明，“周案”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

　　1、司法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可是这种司法独立的理念在我国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撑。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中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古崇尚礼教，视法制为卑卑不足道，司法二字不见经传，自与外国接触，稍稍通晓。”（张一鹏，1922）所以“权力本位”一直代表着传统法律思想观念的价值底蕴，一直到现在，公民的仍然缺乏法律信仰，公民法律意识的低下恰恰使司法独立失去大众基础。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委、政府领导在头脑中也没有虔诚的法治信仰，“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远远未建立起来，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置自己于法律或司法机关之上，插手具体司法事务；严重的甚至以权压法，强迫法院或法官按自己意志办案；或以法律监督为名，行“干涉司法”之实，使得司法机关失去独立性与中立性。凡此种种，无一不严重影响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建构与发展，阻碍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比发达国家的司法公正任务更艰巨，所要超越的层次更多。除此以外，我国司法观念现代化的迫切性，还在于由周案引出的一点启发：周案既不可能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因为封建官场行政、司法合一，行政官员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他自己还有一个亲自阅卷甚至提审的制度，一般不会“审的不判、判的不审”。清朝好多大案，皇帝决策之前都是自己认真阅卷审查的，弄不清还会发回三法司会审。因此，只有在我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因而显得“青黄不接”的转型期，才最有可能搞出“周案”这样的“今古奇案”。可见在司法改革中，观念及时更新至关重要。

　　2、如何理解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由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衍生出来的。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一理论，近现代西方国家都在诉讼法乃至宪法中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立法机关的干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但现代司法实践不断证明，真正的司法公正只能以司法独立为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几起几落，以及在制度上的虚置，无不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有关。现行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如何具体体现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的关系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些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偏颇必然导致司法的扭曲。

　　实际上，肯定司法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统一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司法是不同于立法与行政的国家职能。立法是创设法律、规划未来的活动，这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行政虽主要是执行法律，但也广泛存在法律规制较少的纯自由裁量领域以及法律授权的行政立法事项，这同样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司法是依据既定法律裁决具体案件的活动，其目的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主张的法律发挥确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功能。由于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才能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故司法的任务只能是严格地适用既定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法律 ，而不能再接受各级党委的新的临时“主张”。因此，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并不是指司法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指司法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既定主张。

　　当然，这是就审判活动而言。在组织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官都是中共党员，法院内设有党组，根本不用怀疑司法“独立”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党还可以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帮助法官树立严格执法、清正廉洁的职业品德，防止司法腐败的侵蚀。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具有相互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党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而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也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执行体现自己既定主张的法律，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完全的实现。

　　三、体制的制约

　　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司法权本身的独立。司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权力的非法干涉；二是司法机关的独立。即司法机关内部上下级组织各自独立，下级组织不受上级组织的非法干涉；三是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受任何他人的非法干涉。我国的司法改革要想实现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必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司法人员与审判组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关系所反映的司法体制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制约性，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就司法权独立的制度保障而言，“周案”的发生已经说明，这种保障即使有也基本上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