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1]

一、 背景简介
化学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生物的毒作用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有毒物质多转化为气态，所以又被称为毒气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着手研究和制造化学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为世界上有数的拥有化学武器的强国之一。为了实现吞并邻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纳了日本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的献计，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战场上对中国军民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为补充其细菌战折大量需求，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的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我国６３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　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２０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
　　据统计，有据可查的就有２７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还没有统计进去。由于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
　　七三一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也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资料证实，这支部队在长达１２年的时间里，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并在至少５０００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1]。
日军的化学战一方面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问题，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现实问题（遗留武器造成损害的民间索赔），而两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对日军的化学战进行分析，并阐述日本应就此承担的国家责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理论分析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作战原则和规则的规定：
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其主要内容有战争的开始和结束的规则、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中立法和惩治战犯等。其中，规范交战国应遵守的作战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及对战俘，伤病者，平民的保护制度被称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其目的是在不违背军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条件下确保对人的尊重并减轻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确立了如下原则：
1、 区分原则（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保护平民，在交战中不得将其作为攻击对象。
(2) 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是否参与武力争斗来区分，不得将非战斗员作为攻击对象。
(3) 区分战斗员中有战斗能力和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员：不得将后者作为攻击对象。
(4)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得攻击民用目标和民用物体。
2、限制原则（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战国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遵守战争法的限制，不得实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称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战者所使用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军事利益相称。
4、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不得以“军事必要”来诋毁或破坏战争法规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条约无规定为由违反战争法规的义务。
同时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战斗员和平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不加区别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变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规定：“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使敌人相信有权享有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
（二）日本侵华战争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分析：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Ａ 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
属于这种情况的如１９３８年的宜昌作战、武汉作战等。由于这种战役规模比较大，日军有计划使用化学武器，甚至在战争中进行化学武器实验，所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包括准备和实际使用的化学武器的种类和数量等。
Ｂ 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日军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偶然留下记录的情况，多数情况下已没有具体的记载。当时双方的战争参加者虽然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有所涉及，但是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Ｃ 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
日军对当时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扫荡时，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敌后根据地和日军与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区。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对此有所记载，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当时，“毒瓦斯”这一名词也在民间流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第一、违反“区分原则”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1、 应区分合法交战者和平民
2、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军用物体和民用物体。
平民和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对象。平民居民和平民个人应享有免受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危险的一般保护。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民用物体是指非军事目标的物体。对通常用于民用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学校、房屋或其他住处，是否用于军事行动有怀疑时，该物体应推定为未被这样利用。禁止对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破坏、移动或使其失效，保护文物和礼拜场所，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如堤坝和核电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和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27条规定：“在包围和轰炸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专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病者、伤者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为军事用途为条件。”日军在侵华战争过程中经常使用化学武器对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进行攻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人身伤亡，生化武器不仅针对我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志愿军，而且对普通居民也不放过。不仅针对军事目标，也对居民村落释放大量毒气，对该原则和规则的违反不言自明。
第二、违反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和禁止使用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的规则：
极度残酷和过分伤害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1899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规定特别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同年《海牙第二宣言》宣布禁止使用窒息性瓦斯或毒气弹之投射物。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也做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规定。1925年《禁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不仅重申了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侵华日军的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我国２０个省内进行过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我国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导致不少中国军民惨死，显然违反了该规则的规定。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和手段是战争法规的一项新规则。它是根据保护人类环境这一基本原则确立的。根据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改变环境的技术是指，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改变地球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技术。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是指在作战中运用上述技术，以改变气候、引起地震或海啸，破坏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从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生化武器的投放，在整个中国领土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污染。毒剂使得土壤受到污染，染毒土壤中含有毒剂及其降解物质，会严重影响土壤的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动植物生长。大气和水源的污染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年8月4日在我国齐齐哈尔市发生的“芥子气”事件便是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后果。尽管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时77年公约尚未订立，但根据马尔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见下文），日军仍应承担责任。
第三、违反“相称原则”：
该原则要求交战国不得进行过分的或不成比例的攻击，不得使用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手段和方法。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即使使用常规武器也足以实现其侵略的目的，而大规模的使用生化武器明显与其军事目标不成比例。
第四、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强行法，无条约规定不能免除日军义务：
条约无规定不得免除国际法义务原则，一方面要求交战国未参加的国际条约，交战国不得违反其中的人道主义规则。另一方面，也不得以条约未规定违背人道主义义务。1899年和1907年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序言中指出, “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度一致协议的章程，但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没有预见到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规定就可以听任指挥官任意武断行事。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章程中没有包括的情况，平民和战斗员仍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之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属于国际强行法范畴，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强行法为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与承认，以维护最重要的、全人类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为主要目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具有拘束力，对任何与其相冲突的法律都有否决效力。因此，在二战中日本单方面退出大量禁止生化武器公约，并不能免除其承担国际义务。
第五、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保护战俘和战时平民的制度：
规定战俘待遇的公约在当时主要有：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战俘自其被俘至其丧失战俘身份前应享受人道主义待遇，不得将战俘扣为人质，禁止对战俘施加暴行或恫吓及公众好奇的烦扰；不得对战俘实行报复，进行人身残害或肢体残伤或提供任何医学或科学实验……。
根据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附件规定：交战国对继续居留在境内的居民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把他们安置在某一地点或地区，以使该地点或地区免受军事攻击；不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对他们施加压力，强迫提供情报；禁止对此等平民施以体刑和酷刑，特别禁止非为医疗的医学和科学实验；禁止实行个体惩罚和扣为人质……。
二战期间，日军组建的“731”毒气部队在至少５０００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公然违反。

三、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应承担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不当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原则上需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1、某一行为依国际法可归因于国家。2、一国的行为违背了该国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根据上文所述，日军侵华战争使用生化武器违反了其所应承担的人道主义义务。
卫生部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35号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已于2003年5月4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吴仪
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发生与流行，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管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预防、疫情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分级负责，依靠科学,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卫生部对全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监测管理工作；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任务。
第五条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健康教育和法制宣传，清洁环境，提高群众防治意识，发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控，切断传播途径。
第六条 按照国家规定，对参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对参加防治工作作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参与防治工作发生疾病、残疾、死亡的人员，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第七条 卫生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织开展地区之间、医疗机构之间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之间防治经验的交流；积极开展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鼓励、支持开展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卫生监督机构有关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监督检查以及预防控制措施，并有权检举、控告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二章 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者疑似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以下简称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必须立即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疫情或者接到疫情报告，应当立即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一条 卫生部根据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情况，及时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军队卫生主管部门通报。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发生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毗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通报。
接到通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必要时，应当及时通知本行政区域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预防控制工作。
第十二条 卫生部及时、如实向社会公布疫情；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如实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农村疫情监测和疫情报告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疫情信息网络。

第三章 预防与控制

第十四条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进行监测与预警；
（二）对疫情报告进行汇总、分析、评估；
（三）对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四）对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采取必要的医学观察措施；
（五）对医疗机构的消毒、隔离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六）对疫点进行隔离控制和消毒；
（七）对医疗机构外死亡的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尸体进行消毒处理；
（八）对疾病预防控制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
（九）对公众开展健康教育和医学咨询服务；
（十）依据有关规定实施其他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必要时，向集中收治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医疗机构派驻人员，协助医疗机构开展预防控制工作。
第十五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从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科学研究机构，必须严格执行有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防止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和致病性微生物的扩散。
对从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医疗救治、科学研究的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根据有关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要求，对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严密消毒后处理。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应当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第十八条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报请当地政府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第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或者接到疫情报告时，应当立即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一）及时到达现场, 调查登记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二）对密切接触者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根据情况采取集中隔离或者分散隔离的方法进行医学观察；
（三）对医疗机构外被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进行卫生处理。
第二十条 病人或者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拒绝配合的，请公安机关按照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协助。
第二十一条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死亡后，尸体处理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和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遗体处理和丧葬活动的紧急通知》的规定，立即消毒、就地火化。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必要时可以对尸体进行解剖查验。
第二十二条 交通工具上发现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以及国境口岸和入出境人员、交通工具、货物、集装箱、行李、邮包等需要采取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控制措施的，按照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医疗救治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专门的医疗机构负责收治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指定专门机构和车辆负责转运工作，并建立安全的转诊制度。
收治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隔离、消毒条件，配备必要的救治设备；对病人和疑似病人应当分开隔离治疗；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交叉感染。
卫生行政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建设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定医疗机构设立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室，负责收治可疑发热病人，实行首诊负责制。发现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应当采取应急控制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乡（镇）卫生院应当根据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设立发热病人隔离观察室, 发现可疑发热病人时，及时通知县级医疗机构派专门技术人员诊断或者转诊。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传染病医疗救治设施的改造和建设。
第二十五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设立预防保健组织或者人员，承担本单位和责任地段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和疫情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及时、如实报告疫情；
（二）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预防、诊断、治疗任务，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治疗水平；
（三）对医疗机构内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排泄物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
（四）负责对医疗机构内死亡的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尸体进行消毒处理；
（五）对医护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
（六）宣传疾病防治科学知识；
（七）依据有关规定开展其他防治工作。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执行卫生部关于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消毒卫生标准等有关规定，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使用有效防护用品，防止医务人员感染。
医务人员应当增强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意识，接受专门的业务培训，遵守操作常规，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第二十八条 对流动人口中的病人、疑似病人应当按照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原则，及时送当地指定的专门收治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医疗机构治疗。
第二十九条 医疗机构收治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实行先收治、后结算的办法，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为由拒收病人。对农民（含进城务工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实行免费医疗，所发生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具体办法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购进医疗防护用品、药品和医用器械，必须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和办法进行，确保质量和安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卫生部对全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进行督察、指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进行督察、指导。
第三十二条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疫情报告；
（二）医疗机构、留验站（所）的隔离、消毒、防护和医疗废弃物处理；
（三）公共场所的消毒；
（四）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疫点的环境消毒；
（五）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消毒产品、 防护用品的质量；
（六）依法开展其他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十三条 卫生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建立领导、协调机构，组建预防控制专家组和医疗救治专家组，组织和协调技术攻关。
卫生部组织制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的指导原则和技术规范。
第三十四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和医疗救治队伍，加强对农村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控制、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农村地区控制疫情的能力和诊断、治疗水平。
第三十五条 卫生部根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协调卫生资源，调集医疗卫生人员参加防治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指定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救治任务，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参加防治工作。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必须服从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其主要负责人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疫情的；
（二）在防治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三）对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督察、指导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的。
第三十七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及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由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对有关医疗卫生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纪律处分，并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吊销执业证书；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疫情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拒绝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的；
（三）未按照规定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
（四）拒绝接诊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
（五）未按照规定履行监测职责的。
第三十八条 有关单位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
（三）生产、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的；
（四）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的；
（五）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六）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医疗卫生机构参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