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律疏议》之礼治精神与
法治精神的对立与统一
齐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实行的《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杰出成果，是中华法系的传世之作。唐律总结和发展了以往历代立法的经验，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并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将礼与法的双重标准作为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法律由其本身的价值标准及内在逻辑结构所决定，它要求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同等的身份。而中国古代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有等差”的宗法制社会。其强调“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更者也”的宗法信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人们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和居住方式，人们多生活在几世同堂且基本上由同姓宗族构成的家庭社会之中。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古代社会面对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治社会与“礼有等差”的封建法治社会时，其内部根源往往产生不可回避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作为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古人往往肩负着两项重大的义务：作为家族内部成员，其肩负着“同宗共财”“同居相为隐”“为亲复仇”“尊长卑幼”等家庭伦理道德的义务；作为社会的一员，其同时又肩负着守法的法律义务。两种不同的义务，赋予了古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亲情身份与法律身份。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使他们能够更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的存续，这是中华伦理法在不同的朝代所探求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情法并立，互为轻重；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共同为治-------这是传统的中国文明所确立的二者的关系原则。
在唐代，封建等级制度已经非常的完备，封建礼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早在两晋时期，统治者就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纳礼入律”的思想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日后唐律中礼法之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礼法之先河。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封建法典，其律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个法学领域，包罗万象。其立法技术空前完善，法律空前完备，可谓之疏而不漏。我认为，在诸多领域的立法中，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的应该是其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这些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伦理法为基础的封建法制在处理身份、尊卑、男女、长幼、良贱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与其本身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时，所面临的冲突与矛盾，并进一步探究古代立方对于这一矛盾的回避和化解。

封建特权制度下情法之冲突与统一
就法律本质而言，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法律的宗旨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寻求达到或基本达到的一种公平。而这决定了其本身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亲属身份、性别如何，均得无条件遵守。用西方的法学观点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一点早就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就有所认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在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亲属团体关系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而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往往因为法律关系人的亲情身份而改变。
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唐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等级关系的重要标志，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唐律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对婚姻家庭制度以法律强制人们遵守。唐律是维护以夫权、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工具尊卑、长幼、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而这些不平等在尊卑长幼之间集中体现在确立家长的全面统治权和设“不孝”罪列于“十恶”。其具体表现在亲属相犯准五服论处，同居共才，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同居有罪相为隐等定罪量刑的主要通例上。在婚姻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过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违律为婚”与“嫁取违律”，“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上。
虽然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男女、长幼、尊卑、良贱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法律关系能够在漫漫几千年的封建法制中一朝一代的继承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而是具有其法律本身内在的原因。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份与等级差别不是固定和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其自身年龄的增长，后代的出生和自身在仕途上的晋升而变化发展的。只要其生命可以延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家族的尊长。伦理之网在自然力的推动下，缓慢地垂直移动，网上的每一点皆机会均等的经历者由低而高的旅程。法律承认这种自然的演变，并同样保护新尊长的特权地位。
不平等的礼治与要求具有平等主体的法制在封建宗法与等级制度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冲突。而在此问题上法律对于亲情作出了让步。先卑幼，后尊长-------等级差别被机会均等的法律原则加以强制力的保障。法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种具体的人，只是保护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自然关系中，人人机会均等。
唐律强调以家庭为社会之基本单位，强化家长权利，增强家族血统之凝聚力。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司法权为代价。
如家人共犯独坐尊长。《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又如“有妇人尊长，共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造意，仍以男夫独坐”，而这与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的司法通例相悖。按照法理应该是谁犯罪处罚谁，可在古法中家长或家族中的男夫对国家承担着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多的法律义务。家庭内部成员的犯罪，往往将视为整个家族的犯罪，连坐制度也是这种法律关系的产物。而这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家长在家族中的权威和支配地位。
又如古法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时，对于发生在具体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确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唐律疏议•盗贼》规定：“非家庭成员，但属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窃盗财产，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罚。
再如，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绝对禁止以幼犯长、以卑犯尊。可又有例外。《斗讼律》（总三百三十五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他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讼”。就算是有折伤对方尊长者也可减刑处理，但又规定：如果是曾祖父母殴击祖父母、父母、子孙就不得实行反击，“止可解援，不得殴之”，否则按“常律”论处。法律中的正当防卫本来是以合适之手段对于他人给予自己人身权的侵犯所实施的一种救济行为。可基于“礼有等差”的封建伦理原则，法与礼的冲突又一次出现。而法律进一步退让的结果是：唐律以封建伦理为立法基础，防卫对象的规定完全服从亲疏、尊卑之序，对于尊亲属对别人或对自己的不法侵害都没有正当防卫的权利。
在整个封建法制中，特权制度随处可见，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都是对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及其近亲属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往往不基于财产而基于身份，这实质上是对法治的无礼践踏。
可是，当礼、情、尊、长、特权等一系列出于家庭本位、身份本位的制度将法的平等性与普遍性剥削和侮辱之后，封建古法有通过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道、不孝、不义、不睦、内乱这“十恶”否决一切特权，有强制力来捍卫自身的尊严。在封建特权制度下，情法相互退让，相互回避，在冲突中实现统一。

宗族内部犯罪之情法冲突与统一
唐律乃一部集大成之封建法律，其确立的法制思想中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唐律疏议》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十分严谨细致，而往往用语宽泛，可谓之疏而不漏。可是当某些犯罪行为发生在宗族内部时，由于亲权者和被害者同为尊长时即会造成法律与亲情两者的优先请求权问题。在上段论述中有关夫祖受侵害的防卫的规定中，若是这种斗殴发生于近亲之间，远亲之间，近亲与远亲之间往往会带来种种道义与法律的冲突。导致卑幼者在正当维护自己尊长权益的行为中处于情法矛盾之两难境地。
又有唐律中规定，对于预先已知的来奸者进行杀伤，也可以作为正当防卫而不受处罚。疏文以“问答”举例说：“问曰：外人来奸，主人旧已知委，夜入而杀，亦得勿论以否？答曰：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辩，纵令知犯，亦为罪人。”但是如果是尊亲来奸幼妻，是否适用于正当防卫论呢？内乱者疏议曰：“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而这是否又成其为内乱呢？儿子是以十恶相告还是以同居相为隐？是以幼犯长还是正当防卫呢？如果儿子对尊长的这类淫乱行为无权过问的话，是否又会将整个封建法制与伦理道德引向另一个极端呢？
进一步我们可以来探究唐律中一项维护家族血统团结的法律通例-------同居有罪相为隐。在相为隐的范围上唐代超过了汉代的“亲亲相匿”的原则。《名例律》第四十六条规定，唐代相隐的范围为“同居”。所谓“同居”，疏文：“谓同财而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总的来说就是家庭内部有人犯罪，其他成员可以向官府隐匿其罪行，甚至可以向其透漏消息，使其逃逸，以免法律制裁。对子孙来说，为亲者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子孙不得告其尊长。《斗讼律》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因为这既违反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又犯了《名例律》“十恶”中的“不孝”之罪。可是问题在于，在子孙告发父祖的情况下，被告发的父祖应如何处理？从法理上讲，如果举报情况属实应该定刑量罪，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唐律规定，被告之父祖，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均作自首而免于处罚。这种有悖于常理的法律制度的依据在于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能够以极端的方式舍身救父祖，以自己犯罪受罚为代价换取父祖的免于处罚。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于亲情的避让，并以一种比较有悖常理的和比较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法律自身而言，则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适用罪有所罚的原则，在形式上保持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某些自然主义特征，即一命一罪。

复仇观之情法冲突于统一
在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解决矛盾的办法或者是法就于情，或者是情让于法。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生冲突的法律关系与伦理关系有时常常出现难分仲伯的状况，他们二者往往体现的政治、伦理准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受到大体相同的重视。在一定的情况下法就于情或情让于法都会导致对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不良结果，这种矛盾往往属于情法矛盾最根本最尖锐之矛盾，也是中华法系两大支柱理论礼与法之间最为交叉与模糊的地带。而这种矛盾在现实社会中突出体现为古代法对复仇观的认识。
“父母之愁，不共戴天”。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复仇权仍然存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在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形成。国家在进步过程中逐步将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权利收归中央。可是在重伦理重宗法的中国社会，政府对于血亲复仇从允许到限制再到禁止的这一历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们可以看到唐律中对其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规定总的来说体现的是一个“慎杀”的基本原则。唐代的法律规定，凡是死刑的案件统统都要经过层层审校，最终由皇帝批准方可予以执行。唐代还提出了会审制度，即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这一些制度都集中反映了唐代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备。可是对于复仇的禁止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阻力。唐代统治者一方面想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法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禁止在民间实行复仇之行为；另一方面，这又与唐代重礼法重伦理的基本思想相悖。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血亲复仇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谏官陈子昂认为：一方面，对复仇人的杀人行为依法定罪量刑，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对其舍身尽孝之行为据情据礼加以表彰，为其立碑设匾，旌表其门。而礼部员外侍郎柳宗元却反对陈子昂的观点，他认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违法则不得旌表其门，因为它同时不和经义；符合经义则不得处以刑罚，因为它不违反法律。柳宗元提出应严格限定“仇”的含义，通过排除对与法律发生直接冲突的那部分复仇行为的合“理”性，实现法律与亲情，与礼的统一。
唐律在解决其情法冲突的时候，以相互避让的方式表现为移乡避仇制止。《唐律疏议•盗贼》篇规定，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近亲属，为执行赦令，又防止仇杀，被赦者不得返居故乡，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空间上的距离一则可以淡化仇情，二来给复仇带来难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有移乡避仇的规定，并不是说被杀者的子孙或其他亲属有权杀遇赦回乡的杀人者。法律一方面采用回避一方面仍然禁止，用双重规定来防止仇杀的恶性循环。
一点看法
中国古代是一个家庭本位的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两大纽带构成一个个大的家族和亲属集团。形成了包含着权利与义务的亲情关系。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身份地位而具有对于家族不同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法律作为国家强化其统治职能的工具，要求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具有普遍之约束力，作为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义务。当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同时存在时，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方面会产生一定的不协调和冲突。如何不因为法律的强制性和普遍性而破坏封建礼治下的亲亲尊尊关系，维护一定封建特权阶级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基于家庭血统的等级牌位与基于官僚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地位如何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相吻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和立法者所探求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正是这种礼与法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中华法系的最大特点-------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古代统治者在其立法改制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法律由其自身性质和内在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平等性、强制性与普遍性原则，又要适应宗法亲情，礼有等差的社会伦理道德习俗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地位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刑事、民事和诉讼法律关系时，又要基于不同的亲疏、尊卑、男女、长幼、良贱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同时具有亲、尊、长等关系存在时又要比较孰重孰轻，谁主谁辅的先后次序关系，可谓难矣。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体现了唐代高超的技术手段，先进的立法思想，也展现了古代立法者的智慧。唐代立法者基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的儒家思想，结合在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并普遍流行的法律观念，就司法实践中的复仇问题及立法中的亲情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引礼入律，引亲情入法，为法律确定了一条解决亲情与法律相冲突的特殊模式，并对后世立法、司法及民众法律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的思考在这种情法冲突的背景之下，对中国法制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客观地说，道德伦理亲情义务的强化对于法律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其一，由于这种结合本身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不可回避不可解决的冲突。使得法律在其适用过程中其作用、效力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每每在伦理信条、礼有等差的迷阵中碰壁，不能通过其广泛的实践活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其二，法基于礼而作出的审判结果往往不能以法理来自圆其说。法律解释与司法过程在除“十恶”之外的犯罪行为审判过程中，屈尊于情理之下，成为为礼治服务的一种奢侈品，一瓶万能胶。
其三，这种结合不利于全民法律观念的形成。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伦理与道德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对错。法律在礼的精神的大环境下，往往对于广大的贫民阶级的利益不能实施有效的保护。基于种种尊长的特权，使得人们对于法产生了逆反之心理，认为法不是用来维护自己利益，而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与压迫阶级利益的工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恶法”“息讼”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并不认为法律与“公平”“正义”“神圣”“秩序”有什么直接关联，对于法的认识是相当混杂的。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之路还十分的漫长，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国进入法制化轨道的历史还很短，许多的法律条款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健全之处，对于某些行为的规定过于的宽泛，扼杀了一些先进团体在科技、管理、金融、文化、法制等方面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有些法规又对于某些领域的活动管理又过于狭窄，使得许多不法之徒在法律的空隙中牟取不当得利。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法治的思想和传统，总的来说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依然十分的淡薄，法律的神圣感和权威感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当人们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以回避和私力救济的手法加以解决，而不会想到或是想到并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人们往往习惯于用道德和情理为第一反应来明辨是非，而不是以法律作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来思考，这在法治社会中是可悲的。道德与伦理对于人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法治社会中，法律较之前二者应该更加的神圣与庄严。法理来源于道德，也服务于道德，但决不能被道德所抑制。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治理社会的方法：有凭君王意志而号令天下的人治；有奉道德为根本法则的德治；有“亲亲尊尊”、“礼有等差”的礼治；有拜宗教为绝对主宰的“神治”；有尊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实际中，没有纯粹单一的类型，在同一社会中的某一时期，往往是几种类型并存，以其中一种类型为主。而这几种类型之间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类型，通常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法治道路。实际上，法治的胜利通常是宗教衰落、道德私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家庭关系的简单化、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文化的多元化，使的多数国家过去奉行的统一道德被分割，等级社会的尊卑关系被淡化和打破。近代的政治民主化是对古代专制集权的反叛。虽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在德治、神治、礼治和人治逐渐存在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条件下，法治以一种必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在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亲情义务与亲情关系通通抛弃呢？是否可以认为“法律万能”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制社会里，法律永远只是社会主体的行为和事实的最底线，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障权利人、义务人在行为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危害，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可是，人们生活的幸福，家庭关系的和睦，企业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往往是法律所不能或不完全能调空的，它必然的牵涉到具有一定社会传统和地区特色的道德、伦理、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所以，如何传承中国古代的法律精神，将其与当代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和立法成就相结合，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各个部门法典，是当代我国法学家们神圣而艰巨的任务。
自由主义平等概念支配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一种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政府只有认真的对待权利，才能认真的看待法律，才能重建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该克服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固有的家族本位思想，国家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自然人的权利，尽量减少公权对于私权制约，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唤醒人们的法律意识，实现法治社会。
法律在本质上不是力量，而是对力量的限制。当我们面对新时代的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以国家的一种强制手段来“一刀切”的、粗暴的干预家庭内部的事务。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公民私权的践踏，不利于人们法制观念的形成，也不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而应该通过立法，对于家庭中尊长的权利与义务加以适当的限制，使得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达到长幼、男女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与制衡，从本质和根源上解决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冲突，使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和谐统一。
主要参考书目：
1、 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 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3、 朱勇著《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 钱大群著《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5、 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


单位受贿罪视域下的版面费行为——兼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之回应

刘长秋 程杰


摘 要：站在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为法律所保护而被犯罪所侵害的利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一种复合型的法益，它包含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和这些主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这些主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以法益论为分析的视角，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认为版面费行为未侵害单位受贿罪法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刑法谦抑的品性并不排斥刑法对版面费行为的介入，而立足于犯罪应防论的立场上，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发生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版面费；单位受贿罪；法益；刑法介入


　　学术期刊办刊收费，通常又被称为版面费行为，是伴随着我国学术产业化的风潮而于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界逐渐刮起的一股学术歪风。步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对学术发展的日渐重视以及我国科学研究地位的相应提高，我国学术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开始从事办刊收费的非法活动。为此，本文第一作者先后撰文十余篇，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首先公开提出了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 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 对此，学术界有学者表示了赞同，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证。[ 参见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新华文摘》2007年第14期。] 但也有学者则对此表示了异议，[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并以《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以下简称《版文》）为题进行了不乏细致的论证。《版文》以法益论为视角，认为版面费行为并没有侵害到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在版面费的歪风越刮越甚，已经生长为一个“学术毒瘤”，但却少有学者对此真正予以关注的情势下，《版文》作为一篇商榷之作，能对笔者提出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进行质疑，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引部分学者及相应主管部门对该问题予以关注和重视，从而有助于我国版面费的治理及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而且，《版文》选择以法益论为视角来分析版面费行为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问题，在研究思路上也不乏创新。然而，通读《版文》之后，我们认为，《版文》关于版面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论证不仅十分牵强，而且漏洞百出。为此，本文将从分析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为突破口，就《版文》中的观点逐一进行回应；并拟以此文为契机，对刑法介入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进行浅析，以在求教于方家的同时，促使学界进一步关注版面费问题。

一、法益论下的单位受贿罪

　　法益理论是源于德国的一种探讨犯罪本质的理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法益就是合法的利益。[ [德]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立足于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利益之中必须由刑罚保护的（即得到所谓法的要保护性认可的) 存在”；[ [日]?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换言之，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 [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法益论是立足于评价结果的无价值来评价行为违法性的一种重要理论。以法益论为分析的基点，评价一个行为是否违法并进而构成犯罪的前提性条件，是看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律所保护的某一特定的法益。如果相应的法益没有受到侵害或者威胁，则客观上就不存在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从法益的角度来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进而构成犯罪，较之我国刑法理论通过“社会危害性”来评价的模式，具有相对比较直观并且可操作性的优点。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评价具体行为而确定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侵害或者威胁了什么法益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法益理论一直存在着形式化有余而实质内涵不足的根本缺陷, 以至在其发祥地德国也长期争议不止。”[ [德]冈特· 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 库伦著：《刑法总论—犯罪论》，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5页。] 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就是其中一例。
　　单位受贿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明文确立的、以单位这一特殊主体为犯罪主体的一种贿赂型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7条之规定，所谓单位受贿罪，就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情节严重的行为。”[ 金瑞锋、周杰：《论单位受贿罪》，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5期。] 作为一项为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所明文确立的一项新罪名，单位受贿罪在我国一直广受关注，在不少论著中都被加以重点研究。在法益论被引入我国刑法理论界之前，国内有关单位受贿罪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分析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主的，并侧重于对该罪客体亦即该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探讨。而法益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引入则使得相关探讨的侧重点由该罪的客体逐渐转向该罪所保护法益。由于单位受贿罪本身的复杂性，在有关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上，学者们存在很大争议。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或职能活动。[ 李明：《论单位受贿罪》，载《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以前的通说，但这一观点的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的“正常管理活动”范围较大，不易界定，在实务中不具有操作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或者说是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 周力、秦四锋：《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认定与处罚》，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内涵，但又都失之偏颇。实际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作为法定机关或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一种职务便利行为，所保护的应当是一个复合型的法益，在这一法益中，既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也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还包括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或者说相应的经济权益。而《版文》有关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显然也是从分析版面费行为对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来进行的。

二、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的回应

　　《版文》认为，单位受贿罪的法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即这些单位正常情况下遵照国家法律和各类规章履行自身职能之一切活动；其二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亦即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赖感；其三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这类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侵害到上述三个方面的法益。[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但笔者以为，《版文》的分析牵强之至，漏洞百出，而以《版文》的分析思路来加以论证，则我们恰恰能够得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法益的结论。具体来说：
　　首先，我们认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之一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版文》认为，版面费并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因为“对绝大多数学术刊物而言，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了一定费用就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因为学术期刊都建立了较严格的评审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便作者交费也必须要使自己的文章符合刊物的发表要求才行。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明显不同”（以下引文除非特别注明，均引自《版文》）。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并无二致。在单位受贿罪中，单位之所以能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于根据单位正常管理活动程序，[ 这里的正常管理活动程序只能是合法的管理活动程序，而不是非法的管理活动程序。] 对方无法从中获益，只得求助于暗地里的行贿行为来加以解决。而版面费的收取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受制于学术期刊的评审体制而并非所有文章只要交费就能发表的情况，但相比于学术论文正常的发表程序而言，版面费的存在为达不到相应发表要求的文章开了“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 [ 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完全达不到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到了发表，其二是达到了普通学术论文的发表要求但却达不到一定级别的刊物（如所谓的“核心”刊物、CSSCI刊物、省级刊物、国家级刊物等）特别规定的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以在在相应的刊物上发表。] 而且版面费作为办刊单位“索取、非法收受”的作者钱财，本身就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是为我国现行立法明文禁止收取的费用；[ 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该规定是学术期刊办刊收费违法性所在的明文法律依据。值得指出的是，《版文》认为上述规不宜被认定为版面费侵害相关单位正常活动的法律依据，因为该条例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在这里，我们承认并欣赏《版文》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与曲解力，但却不认同其说法。事实上，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禁止性规定并未区分大众化营利性的出版物与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换言之，《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是指所有图书、期刊、报纸的书号、刊号或版号、版面费，而绝非如《版文》所指出的“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否则，《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完全可以规定为“大众化营利性出版物的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所以，所谓《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之说法，纯粹就是《版文》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是对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曲解。] 换言之，办刊单位收取版面费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既然收取版面费是一种违法行为，则《版文》所谓的“版面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相关单位秉公办理的正常管理活动”一说就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以此为基点，版面费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非此，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也不会明文禁止版面费。] 侵害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
　　其次，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另一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版文》指出，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该文认为，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体包括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两个方面。因此，《版文》相应地从两个方面对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首先，版面费行为并未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为“职务行为的可收买性往往是指他人在正常情况下很难获得某种利益，而相关部门和人员趁机索取、非法收受当事人的财物，并滥用职权来对其大开方便之门。”“而版面费行为在逻辑上就不大可能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因为绝大多数实施版面费行为的学术刊物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发表作者的投稿，而是依然要通过较严格的评审机制的评审。所以，“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对于经费紧张的学术刊物，为了能够生存延续下去，特将部分出版、印刷成本及编辑、专家审稿等费用转移到作者身上。”但事实上，版面费作为学术刊物为发表作者文章而向其索取的现金费用，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刊物职权的不可收买性。因为在目前我国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下，论文的发表与否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作者的社会地位（在学界的影响、能否顺利获得学位或评上职称等）以及物质利益（科研奖励或获得学位、评上职称后可能得到的各种物质性收入等），而学术刊物与要求发表论文者之间僧多粥少的现实使得很多作者通过正常的稿件评价机制无法获得（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限内无法获得）论文发表机会，以致很难得到相关的利益。学术刊物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打起了办刊收费的如意算盘，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因此，版面费行为的实质是学术刊物对其职务行为的出卖，而非办刊费用的转移。[ 假如我们认同《版文》所说的“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这样一种说法，则我们必然也将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单位受贿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办公费用或生活成本的适当转移。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其次，文章认为，“版面费行为也未侵害到普通人对相关单位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但实际上，版面费行为不但严重侵害到了普通人对学术刊物乃至其编辑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就连作为非普通人的学术刊物编辑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也一并侵害了。从国内近年来有关版面费的争论来看，除了少数收费刊物的编辑们以及极个别不明事理或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式的为版面费进行辩护之外，[ 所谓不明事理主要是指某些学者在谈及版面费时一味强调西方国家也有收取版面费的先例，而丝毫不考虑我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外不同的学术期刊运做机制；所谓别有用心则是指在目前国内学界对版面费一片喊打，而收费刊物又急需要有人（尤其是非编辑身份）的人站出来为版面费“喊冤”，以便更好地为其收费行为辩护，因而特别“优待”含有支持版面费观点的文章的情势下，个别学者为了发表文章的便利而投收费刊物之所好，违心地发表一些支持版面费的文章。] 绝大多数学者都对版面费行为给予了严厉批判，很多学术刊物和报纸的编辑甚至也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做法忧虑重重，认为该举亵渎了学术的尊严，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 参见金霄：《一个编辑眼里的版面费问题》，载《光明日报》2005年2月3日；田国磊：《学术期刊不能借版面费敛财》，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2日。] 这实际上足以表明，版面费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人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
　　再次，版面费也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依法享有并领受稿酬是我国1999年发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明文赋予作者的一项基本经济权利，也是学术期刊在看法作者文章时依法应尽的一项基本义务。在学术期刊正常履行其职务亦即登文付酬的情况下，学术期刊显然不会侵害到任何人（尤其是作者）的经济权益。但版面费行为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使得学术期刊与作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颠倒，作者不但无法再实现其稿费权，反而因此支付给学术期刊发表费。这显然侵害了作者的经济利益。《版文》认为，“版面费缴纳并非一个作者受强迫要挟的过程，作者不缴纳费用也不一定会导致其学术成果得不到发表。”因为“在学术界, 除了有很多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不得不收取版面费的刊物外, 免收版面费甚至向作者支付较高报酬自身经费充足的刊物亦比比皆是。……所以，作者完全有能力选择那些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经济权益的学术刊物。这和受贿罪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受贿罪中，行贿人除了向拥有职权者行贿外，借助正当渠道获得自己所需利益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这样一来，版面费行为就谈不上对各类经济权益的侵害。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版面费缴纳实际上就是一个要挟作者的过程，因为假如作者不缴纳版面费，则该学术期刊就不会发表其学术成果；在这里，收费刊物实际上是以拒绝发表作者的学术成果相要挟要求作者缴纳版面费的。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很多无需缴纳版面费也可以发表其成果的学术期刊，但作者既然“自愿”缴纳版面费，则说明其除了缴纳版面费之外，已别无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或者能够通过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同时也都是“经济人”，亦即“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人”。作为“经济人”，作者是有其自身利益权衡的，在能够以较小成本甚至无成本而取得收益的情况下，作为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他，不可能会放弃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不缴纳版面费甚至还有稿费）的方式来实现其收益（发表文章），而选择以付出较大成本的方式（即缴纳版面费）来实现其这一收益。以此来加以分析，版面费绝对不是所谓学术期刊与作者相互之间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与受贿行为一样，是一个要挟与被要挟的过程。版面费行为实际上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经济权益。不仅如此，版面费行为还构成了对除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的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在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下，作者通过缴纳版面费发表的文章可以为其带来包括职称、学位、科研奖励等在内的很多现实利益，而在学术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正常途径发表文章才能获得以上利益以及因为不愿缴纳版面费而未能发表文章以致得不到以上利益的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就此而言，版面费实际上已经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版文》在论证“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这一观点时，对国外一些做法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即便在贪污贿赂立法极其完备、人们私权保护意识普遍高涨的美国，版面费行为也是学术界常见现象。……这至少说明了，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轻率的、不堪一驳的结论。理由在于，犯罪作为国家和社会对相关反社会行为的一种评价，是受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伦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而这一点决定了对任何反社会行为之犯罪性的考察都必须立足于该行为所处的特定国家或地区以及该行为所处的特定时代。[ 例如，在2001年荷兰通过安乐死的法案之前，医生为他人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在荷兰是被作为犯罪来处理的，而在此之后则合法化；而同样的行为在我国就构成犯罪——无论是在2001年之前还是此之后。 ] 否则，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版文》就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实际上，国内刊物与国外刊物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学术刊物都属于“公办刊物”，是由国家主管并由国家出资兴办的；而很多国外刊物却只是“私办刊物”，其资金来源完全是社会化的出资甚至是私人出资。这一点注定了同样是即便同样是作为卖版收费的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所应当获得的社会评价与其在英美等国家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必然是存在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版面费行为在国外未被视作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并不意味着其在我国也应当未被视为对相关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中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体系与法律规定，在这种背景下，要正确判断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是否已构成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只能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缘木求鱼，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政体及伦理法律文化等均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国家去寻找所谓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或许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很多学者在分析我国学术期刊是否应当收取版面费时经常以其他国家的某些刊物也收取版面费来作为论据，其实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 《版文》以 “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这样一个结论为基点来推论（在我国）“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显然过于轻率，在论证上是站不脚的！

三、余论：刑法介入规范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分析

　　就其品性而言，刑法应当是谦抑的。而所谓的刑法谦抑，就是指“立法者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但很显然，刑法谦抑只意味着刑法对相关的反社会行为应当宽容而绝不意味着对那些犯罪行为的纵容，刑法谦抑并不排斥刑事立法者及时将那些已经侵害了特定法益而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反社会行为入罪化。相反，在某种反社会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某种特定法益而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已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外时，刑法不但应当介入对该种反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且应当尽早介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这是防范乃至避免各种反社会行为对社会造成过分危害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我们之所以主张刑法介入对这类行为的规范，对其追究单位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其原因在于“这种做法对学术期刊本身而言，是自毁名誉、败坏学风，走了一条腐败堕落的道路；对学术界而言，是一种滋长权、钱、学交易之风，玷污学术殿堂，危害学者人格，影响我国术的健康发展。”[ 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客观上也侵害到了单位受贿罪的法益，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受到刑罚打击的行为。
　　此外，从犯罪应防的角度来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也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的内在需要。犯罪应防理论认为，犯罪防范与应对是由从内到外的四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道德应防层面，即通过道德手段对犯罪加以防范和惩治，这是应对与防范犯罪最里面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和行政应防层面，即依靠经济与行政手段应防犯罪；第三个层面是一般法律应防层面，由一般的部门法等要素组成；最后一个层面才是刑法应防层面，即通过刑罚的强力威慑来防范和惩治犯罪。[ 刘长秋著：《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从上述四个层面的关系来看，刑法是应对和防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说，刑法只有在包括伦理道德手段、一般法律手段等在内的其他手段的运用都无法防范和应对犯罪的发生时才可以介入对相关行为的规范。而在版面费的问题上，我国早在2000年12月就已经专门出台了《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新出图〔2000〕1699号），并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向作者（单位或个人）收费约稿；不得要求作者个人出钱资助出书，不得要求供稿单位或作者个人包销图书，不得以图书抵充稿费，不得收取‘认刊费’或要求作者购买与‘认刊费’同等价值的图书。”而为了进一步防止学术期刊从事办刊收费的行为，我国2002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也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换言之，版面费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因出卖或出租其刊物版面为作者刊发学术性论文或文章而向作者收取的费用，是依法为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所明文禁止和打击的。这就是说，对于版面费行为，我国已经在过去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加以防范的基础上，逐步动用行政手段（新出图〔2000〕1699号的出台显然就是我国运用行政手段应对版面费的显影）与一般法律（即《出版管理条例》）。但结果如何呢？版面费行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于近年来呈现出了一股越发蔓延的态势。这实际上已经从某个侧面向我们表明，对于规范版面费这种行为而言，仅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行政手段和一般法律手段已经远无法奏效。在这种情势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的规范，并利用刑罚的威力来打击版面费行为，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版面费乃至整个学术腐败的一剂不可或缺的“猛药”。而从版面费行为的特征以及我国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主客观要件的规定来看，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实际上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对这类行为，应当定以单位受贿罪。[ 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或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诚然，版面费的产生及其日益蔓延，与我国现行的、极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现行科研评价体制中存在许多诸如要求以在相应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作为硕士生或博士生获取学位论文的前提或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的条件等不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存在为版面费的出现提供了市场，并刺激了版面费的蔓延。[ 我们认为，现行科研评价体制是引生版面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有如何之不合理，它都不足以成为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理由。] 就此而言，对版面费乃至我国整个学术腐败的治理，离不开我国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刑法作为治理版面费乃至学术腐败的对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很显然，在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其他更优方案来替代刑罚方案或其他方案都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刑罚方案实际上也就是最佳方案！

本文为笔者“反版面费系列文章之十二”，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2期。


刘长秋 程杰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