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0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2005年7月2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了财政厅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2004年全区及区本级财政决算和2005年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审计厅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2004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它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0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04年全区及区本级财政决算和2005年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进行了审查，同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0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0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广西省人民法院所编“人民司法参考资料”（第四辑）有关婚姻、通奸、强奸等问题提出意见的函
1951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省人民法院：
接你院1951年5月份“人民司法参考资料（第四辑）”“关于婚姻、典债、量刑等问题材料汇编”一册，兹就该刊第五、“对有关婚姻、通奸、强奸等问题的解答”及第十三、“刑事案件一般量刑标准参考”两部份提出意见，希你院研究：
（一）关于通奸、强奸及其量刑问题：
1．通奸一般的须经由其配偶亲自告诉后，予以适当的惩罚。通奸者（男或女）之一方虽无配偶而经他方配偶告发，仍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轻重予以处理。原解答之“二”：“双方有配偶者处分稍重，一方有配偶者处分稍轻”都欠妥。
2．原解答之“二”对于通奸罪的量刑认为“可处6月以下监禁或劳役，或予以批评教育”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中央未颁布刑法以前不宜机械地规定为凡通奸罪都只处以6月以下的监禁或劳役，应从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对社会的影响分别轻重予以应得的处分。
3．干部和群众通奸或干部与干部通奸，法院在处理上对其犯通奸罪与一般群众间之犯罪在量刑上不应加以硬性的区别，原解答之“三”（12页）概括的认为干部通奸“一般处以稍重的罪”是不恰当的。干部应否处以稍重的罪，应从其犯罪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不应单纯的因其为干部身份即予以“稍重”的处罚。
4．原解答之“五”（13页）认为强奸者“如所犯情有可原，为群众谅解者”即可处以较轻之刑。我们认为既系强奸，即是认为情有可原或能得到群众谅解而予以减轻的理由，其处刑应根据其强暴手段、被奸者的年龄及因以发生之实际影响等具体情况妥为衡量。
5．“十三、刑事案件一般量刑标准参考”（66—70页）原文未注明是你院编写或从何处转载而来，我们认为里面有许多问题尚须多加研究，特别是原文第三段分别列举各院判决主文作为量刑标准的实例参考最不妥当，因为离开了各该案件的具体事实就无从由主文上判断其量刑的根据，如举例之（2）、（7）张阿根和马石氏的处刑，单从所引判决主文即不能了解其量刑是否有偏差情形，这样很容易使处理具体案件时发生错误。
（二）关于离婚问题：
1．原解答之“八”（14页）说“丈夫当土匪，其妻提出离婚是出于同情革命者，经区人民政府证明，原则上可以判离，在押匪犯，如经判决确定刑期三年以上，其妻请求离婚，亦可判离。”我们认为犯有汉奸罪以及反革命等罪的受刑人，或确证其尚在继续犯罪行为时，其配偶以之作为要求离婚的原因，应不问其提出离婚是否出于同情革命，原则上皆可判离。又对在押匪犯限定“经确定刑期三年以上，即可判离”，易使法院在办理该类案件上限于被动，一般的应就每一案件的犯罪性质、刑期长短等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后酌情处理。
2．原解答之“十三”（15页）关于一方离家后没有通讯关系之一般离婚问题，我们认为地富如在当时系由于参加反革命工作而离家者，其配偶提出离婚并提出证明经调查属实后，即可根据上述反革命之配偶请求离婚的办法处理；如非因反革命工作而系由于其他原因离家没有通讯关系者，仍应视同一般黎民离婚事件处理，在处理程序上应经公示送达，如逾期不到庭应诉，法院可酌为缺席判决。又同一解答中对贫雇农之离婚虽有“不通讯在两年以上才准其离婚”的限制，但仍容易使人误会为只要两年以上不通讯即可当然判离。我们认为“与家庭两年无通讯关系，其配偶要求离婚，得准予离婚”，是婚姻法专为革命军人而定的。对一般人民的离婚事件，不应比照适用。非革命军人之配偶如以对方离家已久，没有通讯关系，作为离婚原因时，应按双方具体情况分别论处，不宜专以不通讯的时期长短为判离或不判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