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6月30日通过，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开发、利用、管理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节约能源是本省发展经济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
节能工作应当遵循市场导向、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公众参与、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制定节能计划和能源投资计划，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推进节能技术进步，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本地区国民经济向节能型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以下简称节能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科技、财政、建设、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农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能宣传和教育，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对在节能及其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推广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领导，部署、协调、服务、监督节能工作，推动能源的合理利用。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能源建设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择优选择能源投资项目，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鼓励开发利用天然气、洁净煤等清洁能源和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强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和可燃废弃物的综合开发利用，并加强能源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
发利用。
第九条 鼓励、支持发展高附加值、低耗能的产业和产品；对高耗能的产业和产品，应当加快结构调整或者技术改造，降低能耗。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节能资金，用于支持能源的合理利用、节能新技术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进行城市热力规划，推广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和集中供冷，提高热电机组利用率，发展热能梯级利用技术，热、电、冷联产技术和热、电、煤气三联供技术，提高热能综合利用率。
新建的开发区和有条件的城镇、住宅区，应当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范围内，除科研、生产特殊需要经节能、环保主管部门批准外，不得分散新建锅炉，现有的锅炉应当限期淘汰。
集中供热单位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保证正常、安全、可靠地供热。
第十二条 对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三千吨标准煤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时，节能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其合理用能专题论证作出评价，达到规范要求的，依法审批的机关方可批准建设。设计、建设单位必须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
范，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和产品。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限期整改。
第十三条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国家明令禁止的小冶炼、小电镀、小水泥、小造纸等技术落后、严重浪费能源和污染环境的项目。已建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关停或者转产。
鼓励和引导铸造、锻造、电镀、热处理等高耗能、易污染的行业实行专业化生产。
第十四条 节能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加强对淘汰期内的耗能过高的设备和产品的监督管理，定期公布推荐使用的用能设备和产品名录，限期淘汰国家公布的落后的工艺、设备和产品。
第十五条 兴建有较高技术和安全要求的农村能源利用工程，其技术方案应当经有关部门审核；涉及行业管理的，应当严格遵守专业技术标准及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省节能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科学、合理的原则，对全省耗能较高的产品制定并公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市、县节能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主要产品制定单位产品能耗定额，指导、促进用能单位节约能源。
第十七条 对有关节能的技术要求，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根据本省实际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的地方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可以根据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制定地方标准。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要求的企业标
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能源消费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工作，定期公布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等状况。
统计机构、节能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互相配合，建立科学的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提高能源信息的利用率。
第十九条 节能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情况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进行监督检查，对其能源管理人员组织业务培训和考核。
对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三千吨标准煤以上不满五千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可以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设立节能监测机构或者节能技术服务单位，应当依法经过国家或者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计量认证和省节能主管部门的资格认定。
第二十一条 节能主管部门可以委托节能监测机构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被监测单位不得拒绝监测。受委托的节能监测机构不得向被监测单位收费，所需费用由委托的节能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落实。
用能单位因自身节能工作需要可以自行选择节能技术服务单位及其服务项目。节能技术服务单位应当客观、公正地提供用能单位能耗的有关数据和分析报告，不得强制提供服务、扩大服务项目或者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三章 合理使用能源
第二十二条 用能单位应当遵守节能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能源管理制度，建立节能工作责任制，加强科学管理，采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逐步淘汰耗能高的旧设备，有效地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用能单位应当优先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二十三条 用能单位应当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严格能源计量管理；建立能源消耗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和经济核算；定期对主要用能设备以及本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定期向节能主管部门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并抄报其他有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 用能单位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本单位的节能奖励。奖励资金从所节约的能源价值中依法提取，计入生产成本。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可以向法定认证机构提出用能产品节能质量认证申请；对认证合格的产品，在省内优先推广使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
第二十六条 生产耗能较高产品的单位应当遵守国家和省依法制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根据能耗定额指标，完善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加强内部考核和能源消耗成本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服务行业应当在保证服务功能的前提下，选用能源利用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或者服务方式、服务项目，并加强对耗能设备使用和维修的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辆、船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能耗标准；超过标准的，应当予以改造或者更新。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节能义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
（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将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
（三）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用能；
（四）无偿使用企业生产的电、煤气、天然气、煤、热力等能源或者实行包费制。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确定节能的重点和方向，并将节能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纳入政府的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规划。
第三十一条 节能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节能的重点和方向，确定节能技术进步的导向目录，组织实施节能示范工程，引导用能单位和设计单位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科技资金中安排节能资金，专项用于先进节能技术研究。
对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节能技术进步项目，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资金、信贷和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面予以支持。
经认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和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中国产设备投资，可以享受国家和省的优惠规定。
第三十三条 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研究开发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新技术，多渠道开展节能信息与技术交流，引进消化先进的节能技术、设备和材料，推广节能新技术和新产品。
鼓励外商投资研究开发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第三十四条 培育和规范节能技术市场，建立健全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发挥技术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节能技术信息引导，加速节能科技成果的转化。
第三十五条 企业的节能技术开发费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管理费用。
重点用能单位和生产量大面广用能产品的企业，应当制定利用先进节能技术的目标和措施，将节能技术改造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的重点。
第三十六条 生产用能产品的单位应当加强产品设计和开发，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高性能材料，降低产品的使用能耗，提高产品质量，开拓节能产品市场。
第三十七条 鼓励利用余热、余压、垃圾和低热值废弃物生产电力、热力；生产的电量符合上网要求的，由电网经营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优先认购。
第三十八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和用能单位应当积极采用计算机控制、电机调速、节能照明等技术成熟、效益显著的通用和专用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九条 设计、建造建筑物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节能规定，采用节能型建筑结构、材料、器具和产品，提高保温隔热性能和采暖、制冷、照明、动力、炊事等设备的能源利用率，积极推广节能型建筑物，建设节能建筑示范工程。
住宅建设应当积极推广太阳能应用技术，预设相应管道等设施。
城镇的垃圾、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有条件的应当推广应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兴建沼气净化等工程。
第四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和资源综合利用，鼓励开发推广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气化和碳化、太阳能利用、沼气及其综合利用等能源技术。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在集中供热范围内新建锅炉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设计单位在设计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和产品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取得计量认证擅自从事节能监测业务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未取得节能监测资格擅自从事节能监测业务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监测单位拒绝监测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节能技术服务单位提供虚假的数据和分析报告或者强制提供服务、扩大服务项目的，由节能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取消节能测试资格。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有关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规定由节能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除第四十四条外可以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节能监测机构行使。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2000年7月4日
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
李长健 张 锋

（本文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张 锋，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摘要：动态社会契约理论论证了三元社会结构的合法性，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可以有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供给，还可以有社会中间层主体供给。对以上三种供给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论证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将理性回归到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动态社会契约论 社会性监管模式
Abtract：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has proved the triangle social structure validity. As one kind of public product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may not only have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ng, but the market supervising and also the social intermediate supervis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three kind of cost - income pattern，point out that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pattern will return to the rational social supervising pattern.
Key word: Food’s safty supervising The dynamic society contract theory Social supervising pattern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应该建立怎样的监管机制，实行怎样的监管模式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管呢？
一、 动态社会契约理论——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形成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一些社会中间层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组织。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中间层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1]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中间层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性监管模式。
二、三种食品监管模式的比较——成本收益分析
（一）主导型监管：政府监管模式成本收益分析
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食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食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整体利益可持续化呢？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对食品安全监管，在立法、执法、法律救济、法律监督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职能的实现、社会的稳定，若由市场主体或社会中间层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的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在这一领域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并且一旦失控，可能造成社会巨大的损失。
政府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需要巨大的运行成本。第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人，也是有限理性的，也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定、运行相关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它可能会为了政府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直接损害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政府的行政官僚组织庞大，缺乏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导致政府权力异化，出现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使公众对供给的公共产品缺少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可能致使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行为的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解决纠纷的成本，使我国原本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紧张，社会的诉讼成本增加；第三，政府若既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供给者，又同时履行监管者的角色，在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的压力下，在监管成本的约束下，政府缺乏食品监管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导致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失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2]第四，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技术性、专业性有限，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直接增加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成本。
（二）主体型监管：社会中间层组织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组织机构。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独立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社会中间层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3]
社会中间层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在供给（准）公共产品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适应性、可接受性、专业性、独立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第一，降低执行成本，社会中间层组织具有独立性、民间性、专业性，它作出的行为相对专业、权威、可接受性，使受监管主体乐意接受具体的管理、处理行为，减少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同时监管的可接受性，降低了食品安全纠纷出现的概率，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第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独立性、增强了受监管主体之间的信任、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信任，大大降低了市场主体信息收集的成本、谈判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专业性，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监管标准、检测的手段时更加科学具体，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减少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额外成本；第三，降低监管制度均衡成本，制度的每次均衡都是在很多次制度博弈的结果，社会中间层组织构建了政治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使有效的信息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顺利传递，减少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与频率，降低了制度均衡的成本；[4]第四，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有效监管，减少政府监管的成本，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当然，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存在也需要运行成本，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化和寻租。目前对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很多中间层主体受利益驱动都提倡推广，但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没有得到科学的认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损失难以计算，所以政府也要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必要的监管，增加政府对中间层主体监管的成本。但社会中间层主体在日常具体的监管中，在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领域有较大的监管成本优势，并且政府相对容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有效监管，监管的社会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成本。
（三）基础型监管：市场主体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市场活动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市场主体，但是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其他市场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消费者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权利：（1）追求安全的权利；（2）知情权；（3）选择权；（4）公平交易权；（5）依法求偿权；（6）监督批评权。这些法定权利为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管提供合法、合理的依据。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社会中间层的监管；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成本。
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成本高昂；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所以在举证方面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证明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三、理性回归——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
（一）社会性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个人资源的综合性监管模式，它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社会中间层监管为主体，以市场监管为基础，合理配置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力，实现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以降低社会监管成本，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持续性化的一种监管模式。
社会性监管模式是对原有的社会监管资源的有机整合，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相加组合，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是三元社会主体合理互动的结果，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公众对立法的积极参与，食品安全信息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顺畅流动，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由于国家立法的科学性，社会中间层主体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社会性监管模式在国家、社会中间层、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三，降低食品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三元主体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5]三元监管主体的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创新高效的监管提高了社会收益。
（二）中国食品安全社会性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
1、加强国家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制止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又《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不必要的纠纷增加，诉讼成本增加，政府司法资源浪费；第三，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有限理性的，具有经济人思维，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他们它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它的违法责任后果，不能仅仅停留在罚款层次、行政处罚层次，而要给予相关责任人刑事处罚，能力处罚——禁止它从事食品生产的资格，对违法企业的商誉给予降级惩罚，增加食品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
2、健全社会中间层监管的组织体系。
第一，提高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中间层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同时也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成立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保证它的专业性。第二，建立体系完整的社会中间层组织。社会中间层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主体，要实现监管主体的功能，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性监管。第三，建立社会性监管网络，社会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社会中间层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监督起诉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
3、确保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激励引导受监管主体的健康发展。
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所以落实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社会中间层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规范受监管主体的行为。受监管主体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性监管模式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企业的行为，使受监管主体行为符合政府、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经济法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且给予守法的受监管主体一定的信誉、荣誉称号，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减少直接监管的管理成本、运行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降低了社会监管的总成本。
结论：通过对二元架构到三元架构的理论基础——动态社会契约论的分析，结合对公共产品的细分，引入了对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机制，运用交易成本、监管成本、执行成本、诉讼成本、信息成本、制度均衡成本等经济参数，比较了三种监管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文中运用了较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即成本收益分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各种社会成本很难计算、量化，并且社会成本也是动态的，有静态的代内成本，也有动态的代际成本，所以进行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6]但是，我们可以从比较的视角看到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发展趋势。正如科斯在1998年所指出的：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巨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7]
参考文献：
[1]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J].载王全兴主编.经济法论丛.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
[4]张乃根.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6]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7][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