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大力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的若干规定
省政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已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党中央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指导下，我省城镇集体工业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借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初步改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实践证明，这场改革方向对头，效果显著，对整个工业经济的改革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影响没有肃清，集体工业的改革还不彻底，不完善，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缺
乏压力、动力和活力，有的地方在贯彻执行有关集体经济的政策方面抓得不紧，落实不够 ，因而影响了集体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对集体经济进一步放开、搞活、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巩固和完善集体工业改革成果，根据中央有关改革的指示精神，以及国务院国发〔1983〕67号文
件的要求，结合我省城镇集体工业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城镇集体工业、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修理服务业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安排就业、开拓财源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一轻、二轻、劳动、纺织、机械、电子、化工
、交通、建筑、冶金、建材、煤炭、商业、粮食等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放开手脚，采取国营与集体联合、大厂与小厂联合、城镇与乡村联合、当地与外地联合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城镇集体企业。特别要注意利用城市的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加速城
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推动城镇工业的改组和联合。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民联营或吸收农民入股当工人，都不转户口和粮食关系。
二、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各地市、各部门要进一步放宽政策，按照省委豫发〔1983〕142号文件、省政府豫政〔1983〕35号文件精神，抓紧抓好集体企业的改革工作，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巩固改革成果。同时要以改革的精神，继续为集体企业“松绑”放权，在改革中大胆探索，? 断创新，总结新经验，闯出新路子。
三、关于收益分配。集体所有制企业要积极推行和完善联产、联利经营承包责任制。不论采取何种承包形式，都 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承包定额和基数一般要高于前三年实际平均数，承包期可以一定几年不变，承包合同依法签立。任何部门不得擅自撕毁。经营? 的，在国家多收，集体多留的前提下，个人可以多得；经营差的企业少留，个人少得。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企业和贡献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先富起来? 企业职工工资的发放要与企业上缴税金(含工商税、所得税下同)挂钩，一般可以前三年平均应发工资总额(包括奖金)与同期应? 伤敖鹱芏畹谋壤コ说蹦暧伤敖鹱芏睿次笠档蹦暧μ峁ぷ首芏睢9ぷ首芏钐氤杀荆嫔辖伤岸疃嗌偎谴撸性鲇屑酢6孕掳炱笠岛陀刑厥馇榭龅钠笠担鞯乜筛萜笠档木咛迩榭觯硇腥范üぷ式苯鸬奶崛“旆ā? 集体企业有权选择工资形式和工资标准，有权修订劳保? 贫龋腥ň龆ㄖ肮だ投奔洌影喙ぷ屎徒苯鸩皇芟拗啤Ｆ笠的诓康姆峙湟胫肮さ睦投晒夜常喜环舛ィ虏槐5住ＲＶぜ寤郏乐狗止獬跃弧? 四、关于劳动人事管理。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自行招聘、录用和辞退职工。新招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今后录用职工和职工调动，由企业主管部门管理，报劳动部门备案。 集体企业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原则上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也可以招聘，由主管部门考核批准；副职由厂长提名，经企业党组织同意，报主管部门备案；中层领导干部由厂长任免，报主管部门备案。集体企业的干部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任职期间，可以实行职务津贴，享受全民所有制企业同级干部的政治待遇；落选、免职后，原为干
部的，由企业安排工作，原为工人的，仍回原生产岗位。
五、关于增加技术力量。集体企业要积极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挂钩进行技术攻关；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要帮助集体企业开发新产品，转移科技成果，代为培训技术人员。集体企业可以采取招聘、借用、协作、承包等途径解决技术力量不足问题。企业招聘的技术、管理人才，工资福
利待遇可以从优。为了鼓励技术人员到集体企业工作，原在这些企业工作和国家新分配到这些企业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及相当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的管理技术人员的工资，可在国家现行规定的工资级别基础上向上浮动一级，在这些企业连续工作满五年者可以固定。继续在该企业工作的，
再向上浮动一级。调离时，则取消这一级浮动工资。 在集体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包括自学成才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
六、关于发展资金渠道。要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的方针，多渠道集资，发展集体企业。各级财政每年要拨出一定数额的发展集体企业基金，周转使用，用于扶持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所需的中短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各级银行和信贷部门应纳入计划
，统筹安排。集体企业要实行股金制度，发动职工集资入股；允许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及农村社员入股，也允许外地、外省及外资入股；企业的闲置房屋、设备和废旧物资等，可以作价入股和有偿调拨。对所集资金，按 资税前计息，按股税后分红。 城镇集体企业用于技
措项目的贷款，可用贷款项目投产后的新增利润，在税前归还。
七、关于税收政策。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年终实现利润，除主要产品列入国家计划，主要原材料由国家供应的企业外，以上年实现利润为基数，超基数部分企业留百分之五十，其余百分之五十加原有基数再纳所得税。对新办的城镇集体工业企业，除生产烟、酒、糖、鞭炮、手表等二十种
高税率产品外，从投产之日起，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一至二年。对积极安置待业青年的企业分厂，继续执行减免税照顾。当年安排待业青年达从业人员百分之六十的，免征工商税一年，所得税三年；安排待业青年人数占上年年末在册从业人员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减征百分之六十；占上年年
末在册从业人员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减征百分之三十。减免税期间各主管部门要同时减免各项费用。减免的税款和费用要用于还款和发展生产，不得用于盈余分配或其它开支。
八、关于搞活供销渠道。对集体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销售，要取消各种限制和封锁。集体企业需要的一、二类物质，要纳入各级计划，建立正常的供应渠道，任何部门不得挪用，计划内原材料的价格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计划外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各有关部门要支持集
体企业多渠道自行采购。集体企业在生产任务不足时允许自找门路，跨行业生产和经营。企业在业务交往中，可从产品销售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的经营费用，列入产品成本。企业自购原材料生产的产品价格，实行优质优价，允许高进高出。
九、关于社会保险。各市、县可根据集体企业的职工年龄构成情况，在税前按标准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提取社会保险基金，企业和个人再拿适当数量的保险基金，用于解决年老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此项基金由市、县按系统或按行业统筹安排，在银行专项
储存，专款专用。
十、关于管理体制。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要保持相对稳定，坚持谁办谁管，不得随意改变隶属关系。原有交叉行业的生产计划、原材料供应等，仍按行业归口安排，各级主管部门对集体企业承担的计划产品，要同本系统的企业一视同仁，不得以隶属关系为借口限制系统外企
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改组和联合中，应保持集体企业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收缴关系三不变，不准把企业划走、上收和下放。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健全集体企业的管理机构，在企业发展方向、业务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及时给以指导，采取有效
措施，保证集体企业更快地健康发展。
本规定自一九八四年起执行。省人民政府过去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以本规定为准。




1984年6月12日
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浅析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mail：zhangxzx@sohu.com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经济学中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详细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是具有驱利性和理性二维特征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
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他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这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
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