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郑圣果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2003级 100088

一、引言
自从1899年海牙和会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以来，多边条约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作为“在海洋领域中新的世界秩序支柱之一”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集其大成，贡献了一整套复杂而较完整的争端解决制度，其鲜明的特点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

二、《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
《公约》由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历时9年11期会议始成，各国在作为《公约》重要组成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历经了漫长的磋商和谈判。
从时间上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开始筹备海洋法会议至1975年第三期会议的各国提出提案的时期（两期会议提出议案20个）。在美国提案的基础上，非正式工作组组织各国磋商，就争端解决的11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条款，至此初具规模；第二阶段是1976年第四期会议到1982年将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纳入《公约》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是各国分歧最大，辩论最为激烈的阶段，主要集中在是否规定强制管辖及在国际法院之外设立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问题 。经过磋商、谈判、妥协最终达成的一整套争端解决程序规定在《公约》第15部分、第11部分第5节，以及附件五调解、附件六法庭规约、附件七仲裁、附件八特别仲裁中，可以说是相当复杂而完整，不仅吸收了国际社会在和平解决争端实践中的有益经验，而且也发展了传统方法（如调解），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创新（如海底争端分庭的强制管辖），加强了各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多边义务。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如前所述，《公约》在争端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贡献是引人注目的，笔者出于论述明晰的考虑，从纵向，即与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建立的海洋法体系相比和横向即其自身特点，包括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力争尽可能多地揭示其全貌（尽管这种分类标准可能是极不科学的）。
（一） 纵向分析
1， 一揽子协议并且禁止保留
与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相比，《公约》有一个明显的体例上的突破，即把争端解决程序完整纳入了公约，作为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象后者在四公约外单独设立《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由各国自由决定是否参加，从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加入国只有36个 ）。
关于是否在《公约》中规定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及其适用范围也是各国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焦点。美国等国认为应适用所有性质的争端；新西兰、日本、前苏联、英国等国认为强制方法应在磋商、谈判及交换意见失败后，在允许保留范围之外才能付诸强制解决程序；智利、肯尼亚、巴林强调仲裁或司法解决程序仅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中国代表主张平等协商应是主要途径 。最后，公约采取了适度妥协的方法，规定在当事方共同选择的方法失败后，缔约国有义务接受一种或几种有约束力的强制裁判程序，仅对几类特殊的争端适用无拘束力的强制调解程序和事先声明的排除不适用。同时，在《公约》第309条规定，除明文许可外，禁止作出保留或例外，也就是说，缔约国在批准、加入、接受公约的同时即一揽子接受了整套争端解决程序，从而大大加强了各国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方面的多边纪律 。
2， 管辖的争端范围大大扩展
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建立在传统的以领海和公海为核心的海洋法制度之上，适用范围相对狭窄，已经明显滞后于各国海洋实践和科技的发展。而作为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海洋法宪法 (a constitution for world’s oceans) 的《公约》不仅继承和发展原有的海洋法制度，在法律上有选择地确认了各国实践中的惯行做法，全面编纂了各类海域制度，同时开创了新管辖区域的管理开发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争端解决程序所适用的争议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如《公约》规定，因渔业、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海洋科学研究、航行、包括来自船只和倾倒造成污染的条文在解释和适用上的争议，适用《公约》附件八规定的由专家裁决的特别仲裁程序，体现专业性的优势。再举一例，国际海底区域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 作为全人类共同财产这一海洋法中的新事物，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按照公约及其附件、相应规则、政策进行开发授权、管理和控制。因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争端，一律由海底争端分庭统一审理关于公约第11部分的解释及适用纠纷，管理局一方或缔约国一方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争端，开发合同一方对合同工作计划的解释适用及一方作为或不作为的争议等等（详见公约第187条）。《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管辖下的争端范围的广泛包容度是传统国际海洋法难以匹敌的。

（二） 横向分析
1、 争端解决方法众多
《公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包容了众多争端解决方法，涵盖了现行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鼓励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33条规定的“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同时，对传统的概念也有变通和发展。如调解，按照传统国际法，调解是指当事人将争端提交由若干成员方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争端方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公约沿袭了对调解法律效力的传统理解，但是按照公约第ＸＶ部分第３节，对于海洋划界争端，有关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及对他国有意捕捞的种群和剩余量(surplus catch)的全部或部分的分配请求的专断的拒绝引起的争议，如果争端方未选择导致有拘束力的程序，调解可随时强制适用。对该类争议，任何一方可向争端他方发出书面通知提起程序，且其有义务接受，缺席不影响程序进行（公约附件5第2节）。也就是说，调解决定书没有强制力，但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争端，调解委员会有强制管辖权，双方在调解决定书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以达成和平解决，这种方式赋予了调解这一传统机制新的含义——不是可不可以调解而是必须调解，尽管无义务去遵循它。
2、 自愿和强制有机结合，最终保证有拘束力的解决（仲裁），同时规定强制程序的例外
公约首先尊重各国自由选择解决争端方法的优先权，“成功地把自由选择各种争端解决方法与利用现行所有方法和开拓创新结合起来了” 。这种对各国自由意愿的优先尊重也体现在对强制程序的选择上。在自愿选择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时，争端当事方有义务接受公约提供的四种管辖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特别仲裁4种。这四种强制程序处于平行并列，横向竞争的地位，缔约国可按照各国国情和法律传统的差异择一适用 。为了避免由于缔约国无选择或选择不一致时而导致管辖落空，在出现此种情形时，根据附件七成立的仲裁法庭则适时发挥“剩余备用”作用，从而保证争端获得最终有拘束的解决。
同时，公约又规定了限制和例外。对某些争议如违反公约关于航行、飞越或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和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等规定的，应适用强制解决程序，但由于沿海国行使斟酌决定权，暂停或停止科学研究计划，沿海国EEZ和大陆架的科学研究，EEZ内对生物资源主权权利及其行使等引起的争议，适用无拘束力的调解程序。其次，为了实现主权和公约的最大协调，消除部分国家的顾忌，公约专立一条即强制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以书面声明对于某些争端不接受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如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条文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sea boundary delimitation)，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军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正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的争端等。有学者对此表示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妥协正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吸纳主权者加入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其广博的包容性，从此角度及为和平解决争端虑，诸多的例外和妥协是值得的（worth the sacrifice） 。
3、 体制上的创新——国际海洋法法庭
是否在公约内设立一常设司法机构来处理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在海洋法会议期间经历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在以77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得以成立并于96年10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如前所述，公约容纳了多种并行不悖的审理机构,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法庭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公约》仍处处体现了对于法庭的侧重，使其在强制解决争端方面居于天然优势地位。
首先，正如国际海洋学院的代表帕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所说，“与成立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相比,更有用的是设立一个由所有缔约国组成的常设机构,能够对这种政治妥协给以权威解释” ，《公约》本身诸多的原则性规定决定了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理解和分歧。这时，由缔约国按照条约组织的专门司法机构即法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抵消政治妥协色彩带来的消极影响，保证《公约》在适用过程中的一致性，实现法律可预见性的目标；
其次，法庭管领下的海底争端分庭对海底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 ，即不需要双方事先就接受管辖发表声明，这比法庭更进了一步，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色彩。公约第187条对其管辖事项（大都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作了详细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制管辖不应妨碍管理局行使斟酌决定权，且对于有关开发合同的解释，适用争议已提交商业仲裁的，分庭也不能审理。可以说，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划定了“雷池”。
再次，海洋法法庭法官在专业上的能力可以确保争端尤其是涉及海洋活动本身特殊性的争议获得正确和令人信服的判决，体现法律职业分工的专门化，这也是近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共同的发展趋势，例如WTO专家组。
最后，《公约》有关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和迅速释放(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and crews) 的规定将法庭推上了重要地位。前者，如果在仲裁法庭组成之前需要规定临时措施,争端方可协议由法院或法庭来裁决(包括海洋法法庭)。如在请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那么则由海洋法法庭依据《公约》规定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至于后者，在扣留国和请求国不能就释放问题在10日内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请求国可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释放申请，无须与双方选择的强制解决程序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法庭对于其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影响案件进程。
以法庭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的“塞加号”案为例，法庭首先驳回了几内亚的主张，一致认为根据《公约》第 292 条的规定，法庭对该案是具有管辖权。并很快于1997年12月4日作出判决：以3个12票对9票判决起诉成立，几内亚应当立即释放油轮及船上的船员和释放必须经提供合理的保证书或者财政担保（尽管几内亚并未遵守且又因此引起该案的继续/涉及临时措施和实质问题）。在实践中，法庭的这一功能一直运行良好 ，尤其体现出了快速审判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际司法机构审理速度慢的通病。不过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到目前为止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在处理海洋法争端方面的地位有待提高。
4、 发展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理论
有关国际法主体，尽管在理论上存在“国家唯一主体说”，“个人唯一主体说”，“国际基本主体说” 等不同派别，但在国家实践中，个人一般是作为国际法客体来对待的（尤其在我国）。然而根据《公约》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海底争端分庭的当事方除《公约》缔约国(包括主权国家、自治联系国或自治领土、政府间国际组织)外，还有国际海底管理局和企业部、国营企业、自然人和法人。因 此，自然人和法人可以依据《规约》将在海底区域开发活动中产生的特定纠纷诉至海底争端分庭而成为分庭的当事方，或起诉，或应诉并参加诉讼程序。当然，以此点（个人和法人等实体的出诉权）来妄断个人已经成为国际法主体为时过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起码在实证层面上，个人已经能够在特定区域和特定条件下直接参加国际法律关系了，这不能不说是公约争端解决程序对于推动国际法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
5、 与其他机构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有效促进争端解决
《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非“孤家寡人”，首先在与同属一体的内部机构海底管理局的关系上，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合作，其中涉及到争端解决的有：海底管理局大会对法官代表性及规约修正的意见；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时的合作；在就开发合同事项提交商业仲裁时的合作；解决海底区域争端时与海底争端分庭的合作等等。在与相关国际组织的配合上，如与国际法院，存在《联合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合作和关系协定》作为两者行为的指引，具体包括相互提供资料、交换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资料，行政协调等 。这种内外部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信息经验的交流无疑能有效地促进争端的解决并提高《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约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多种解决方法并存、自愿选择和强制程序相结合但以强制解决程序为重心、针对争端性质区别对待（或裁或调或审或声明保留等）、专门司法机构常设与相关国际组织协作等鲜明特色，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制度。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 ，但足以担当的起“国际多边条约史上引人注目的和平解决争端制度”的评价。
对于我国这样一贯排斥国际司法程序的国家，首先，针对我国海岸线漫长,大部分沿海海域存在与其他国家划界的问题，可以按照《公约》规定，对某些涉及领土主权事项的争议声明不予适用。如1985年中国对南沙群岛（所谓卡拉延群岛）及其毗邻水域和资源不可争议的主权声明；其次，鉴于海洋法法庭在迅速释放方面的重要地位和我国渔民渔船近年屡遭扣押的情况，可考虑在这方面接受法庭管辖；另外，对于解决争端的强制性法律程序，我国可选择具有相对灵活性的仲裁程序,同时利用《公约》规定的例外和限制，侧重技术性问题，使某些方面不必提交强制程序 。当然，在国际海洋争端解决制度相对完备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的态度和立场并进行适时调整，不仅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也是履行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及期刊
1、黄进、肖永平主编：《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法的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吴慧：《国际海洋法法庭研究》，海洋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之探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检察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民事行政公诉权，是近年来立法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对此，学者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试从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的监督权说起，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作初步探讨，以期获得对法制理念的深刻认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监督职能。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拥有国家所赋予的监督权，应监督法律的有效实施，并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具体体现为检察权，如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权、公诉权等。其中，民事行政监察权是指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的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没有还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指人民检察院享有以国家名义对一切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权力。在现阶段，检察院的公诉权只限于刑法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对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国家或个人造成的损失，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使得国有资产非正常流失现象严重。这不得不说是法律监督的一大缺憾。国有资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有一部分是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所造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违法的民事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对于这类违法行为，没有人代表国家提起诉讼，或者虽有人享有诉权，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行使，以致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弥补。在中国即将加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中规定的中国政府的义务，很多都涉及了国家公益的职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各国都通过了民事行政公诉权诉予以保障，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
从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我国在民事行政监督权的立法上确有不足之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然而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首先，同是国家利益受损，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检察机关可以介入，受损的国家利益有机会得到补偿；而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民事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国家损失，检察机关就不能介入，无法行使监督权。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相同的损害后果，检察机关却不能行使相同的监督权对其进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三大诉讼法之间不协调的表征。其次，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常常无法落实。如《刑法》规定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造成破产、损失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这几种罪名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利益，且侵犯程度都是重大损失。但这几种罪的侦查权现属公安机关，以公安机关目前的侦查管辖范围之大、人力状况之紧张经常无暇顾及，执行起来不很得力；而且，即使追究了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仍需着力落实，加大附带民事赔偿的力度。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纳。法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在事实妨碍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法国诉讼理论认为，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院都有权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检察官提起行政诉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行政诉讼最早的形式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越权之诉。建立行政越权之诉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个人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行政越权之诉中，与自己利益没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对某些具体的行政行为提起公益性的行政诉讼。行政越权之诉是行政诉讼的主要形式，是行政诉讼的内在功能。由于法国宪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能干预行政，所以法国检察机关不能提起这种诉讼。但是，许多国家采纳了行政越权之诉的理论，承认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权诉讼。
德国法律规定：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有权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美国，检察官是政府的代表，有权代表政府行使诉讼权利，对损害政府和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又称“社会公益诉讼”，涉及民事和行政领域。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根据各国的立法实践，我国应立法确认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特殊保护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是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并且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集体、社会的公共利益，或某些涉及公民重大利益损害的案件。笔者将其大致分为六种：
一、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例如，某行政机关违反了有关规定，对不合格的私人煤矿发放了开采许可证，使得国有资源被破坏性开采，造成巨额的损失。人民检察院是国家利益忠实的守护神，在现阶段我国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行为主要是侵犯国有资产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以及破坏国家资源的违法行为，其主体可以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二、侵害社会利益的案件。即人们经常说的“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指违法行为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遭到损害的案件。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不很完善，就会有一些企业靠违反法律，逃避制裁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环境污染。比如某造纸厂违反有关环保规定，向附近河流排放大量有毒污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对此，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存环境，检察院应对此类案件负有监督义务，并要代表公众利益提起公诉。
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违法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如行政机关违反法律占用公共设施，但又未给予应有的维护，以致公共设施被损坏。对于这种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侵害，检察院有权力、有义务代表被侵害的不特定多数人，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公诉。
四、侵害涉及公民重大权益的案件。此条字面包含范围甚广，但在实际应用中应具体到用列举法解释条文。如法国、德国、澳门地区的检察院重视在婚姻、收养、亲子关系等社会问题上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对民事诉讼进行国家干预。
五、没有起诉主体的民事案件。在实践中，往往有些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无合格诉讼主体，但违法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果。如被损害人死亡且无亲属无单位，但此民事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就应当发挥其法律监督的作用，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
六、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例如某行业几巨头召开临时峰会，共同议定价格联盟，形成价格垄断。这种行为表面上是侵害了别的生产厂家的权益，实际上破坏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在我国的金融秩序没有培育完善，企业还缺乏联合抵制不正当竞争的经验和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有必要对此类行为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民事行政案件的范围应有严格限制。因为检察院提起民事、行政公诉行为的性质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的性质不同，为了维护民事诉讼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以及民事诉讼的抗辩平衡原则，各国在立法上和实践上都有严格限制。《法国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二条详细规定了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职权范围：有关公民重大利益的如亲子关系、未成年人监护、负债核查、个人破产案件；涉及法人重大利益的如公司破产与财产清算、追究公司负责人财产责任的案件等。美国法典第二十八卷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检察官有权对涉及联邦利益的七种民事案件提起诉讼；德国检察院有权对婚姻无效、雇用劳动、禁治产等案件提起诉讼；日本民事诉讼程序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提起诉讼的范围是婚姻案件、收养案件和亲子案件。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必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如何限制权力将成为核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责任十分重大。让检察院享有民事行政公诉权只是改造法学之城的一块铺路砖，中国法治之路还有很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