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纠纷的制度。它是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同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非对抗的方式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它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对迅速解决民事纠纷和提高审判权威起到了很大作用。笔者曾多年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调解了大量民事纠纷，总结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调解方法，仅供大家参考。
一、辩法析理法

这是最重要的调解法，是其它调解法的基础。大量的纠纷通过法官的法理释明而让当事人得到一个“说法”。法官只有通过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以案讲法，讲明本案的法律规定及这样规定的法学理论所在，让当事人通过打官司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老百姓接受普法教育后，明白这次官司输了等于在法律上交了学费。此法需要法官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在司法实践中，未经审判且事实未查清之前即召集庭前调解，其调解效果不甚理想。

二、直接陈述法

直陈法就是在调解纠纷时，调解人员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调解意见的方式，对当事人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直陈方法的运用，主要针对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不同认识，根据有关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调解人员直接而明确地阐明自己对纠纷起因和双方责任的看法，以及对纠纷的调解意见。在调解一些比较简单，双方的是非、责任又比较明显的纠纷时，常采用这种方法。直陈法的运用，要注意双方当事人的接受、理解能力，以及调解时的情境因素，要给对纠纷负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留一定的“面子”。

三、换位思考法

俗话说，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才知父母恩。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人扮演了某种角色以后，才能真正体验到作为该种角色的认识与情感。在进行民事调解，转变当事人的错误认识时，将双方当事人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假想中将位置转换，使当事人处在对方的角色地位来认识问题，也就是角色换位。例如，在调解赡养纠纷时，采用子女与父母的角色换位，转变不尽孝道的当事人的认识；在调解买卖合同纠纷时，采用买卖双方角色换位，使各自站在对方的角色地位想问题，就比较容易做到相互理解和认同。

四、过错剖析法

一般来说，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只不过是双方承担责任的多少不同罢了。由于双方对责任分担产生争议，原告往往都是责任小的一方，其起诉至法院，就是要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判。比如在处理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时，一般都是双方分担责任，很少有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案件。因此在法庭调查结束后，主审法官便可作一个小结，对责任大的一方进行批评教育，此后也要指出过错小的一方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总之，只要出于公心、居于中立地位，说几句公道话，尽管双方都受到批评，只要责任划分得清楚，他们还是认同的。在此基础上，根据双方过错大小、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调解，一般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标的较小的案件甚至可以当庭清结。

五、冷处理法

一般情况下，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宜早不宜迟。对外力影响小、诉讼标的较小的案件在立案初期调解，效果会更好；但有些案件则相反，宜采用冷处理法。比如离婚案件，多年的夫妻从走向婚姻殿堂到走进法院大门，双方必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心理矛盾过程，有的是因为与对方父母关系僵化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一时误会或一时冲动所致，还可能两头受气，此时宜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叫双方回去考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亲属、朋友、同事、同学等身边的人必定会做一些和解工作，同时也帮助双方解开一些疙瘩和消除一些误会。之后，有的当事人会主动来撤诉，没有完全想通的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程度地动摇，主审法官可趁热打铁、加大调解力度，这样，双方和好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但冷处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久“冷”而不处理，同时要避免久调不结，尤其是要避免超审限的现象发生。

六、亲情融化法

对婚姻家庭纠纷，可争取双方的家庭成员及亲朋好友进行劝说感化当事人，使双方清除旧怨，重归于好。多数当事人在诉讼中会求助至亲好友助阵，与其让这些亲朋好友在背后出歪招，还不如大方地邀请他们在公开场合在调解桌上献计献策，如没有象样的“计策”，那就主动听从法官的好建议，去做做己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七、背靠背法

这是最常用的调解法。有经验的法官在庭审中引导当事人“面对面”争，让双方有话讲够，有气泄完，然后引导双方面对现实。而双方当事人在场都不愿先讲心里话，作出让步。法官应及时安排“背靠背”分头调解，这样既可防止双方争吵，又可听取当事人在庭上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然后法官对一方当事人在本纠纷中的过错与否及处理的利弊得失作出分析评判，当事人易于接受，并易于接受法官的主导意见。

八、趁热打铁法

调解案件经过几个回合，双方的契合点几乎相近时，如下班时间已到，法官应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坚持调解下去。一旦达成协议，要当机立断，一锤定音，现场制作调解书，当即送达，以防夜长梦多，出现反悔现象。千万不要等到下个工作日再调。象这种情况，如果不加班加点，当事人可能会接触一些不懂法律的亲属、朋友，他们会对案件的处理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很容易使当事人的心理产生动摇，等到法院上班时间一到，当事人的意见会发生一些变化，所做的调解工作就会前功尽弃，无形中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

九、借助外力法

大家知道民事案件中，有一些矛盾和纠纷往往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所引起，比如婚姻家庭类纠纷多数是如此，当事人对当地的族长或乡村干部往往都很敬重，很敬服，因此，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邀请当地有名望的长者或者德高望重的村（居）委会干部、调解主任等参与案件的调解，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以便促使当事人尽快解开心结，化解矛盾。熟练使用此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对于有代理人的案件，法官还可以借助当事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委托代理人看作是调解案件的“拦路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委托代理人看作是我们法官的“助力棒”。所以，法官要灵活多变的运用委托代理人的特殊地位，让委托代理人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运用此法要注意两点：首先是让委托代理人和法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达成共识，如有分歧，必须先疏导，待达成共识后，再去做当事人的工作；其次是让委托代理人对调解案件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让其知道，他是成功调解案件的重要参与者，是维护法律公正的一员，而不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不分清红皂白的死死守护。调动委托代理人参加案件调解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代理人和法官达成共识，协助法官做调解工作，能大大提高案件的调解成功率。

上述这些调解方法，可以贯穿于案件调解的全过程，也可以根据案情需要交叉运用。其实，案件的调解过程就是想方设法说服当事人，让他们能够互谅互让，使一方或双方自愿放弃部分权益，以至做到最大让步，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法不必拘于一格，要因案而宜，灵活运用。只要做到处理问题有公心、说服当事人有诚心、做思想工作有耐心，舍得投入精力和时间，大多是能获得调解成功的。即使调解不成功，案件判决下来，也不会出现矛盾激化或上访缠诉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11〕2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二○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为进一步完善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规则，推动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行政，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运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充分听取有关法院和部门意见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规定，起草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关证据问题的意见。2011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关证据审查认定等问题形成共识。现将有关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证券行政处罚案件的举证问题

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对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时，也应当考虑到部分类型的证券违法行为的特殊性，由监管机构承担主要违法事实的证明责任，通过推定的方式适当向原告、第三人转移部分特定事实的证明责任。

监管机构在听证程序中书面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享有提供排除其涉嫌违法行为证据的权利，行政相对人能够提供但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后又在诉讼中提供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行政处罚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但有正当理由，在诉讼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

监管机构除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供据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和依据外，还应当提交原告、第三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材料。

二、关于电子数据证据

会议认为，证券交易和信息传递电子化、网络化、无线化等特点决定电子交易信息、网络IP地址、通讯记录、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证据在证券行政案件中至关重要。但由于电子数据证据具有载体多样，复制简单、容易被删改和伪造等特点，对电子数据证据的证据形式要求和审核认定应较其他证据方法更为严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电子数据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相关电子数据证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无法提取电子数据原始载体或者提取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电子数据复制件，但必须附有不能或者难以提取原始载体的原因、复制过程以及原始载体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网络地址的说明，并由复制件制作人和原始电子数据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形式证明电子数据与原始载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二）收集电子数据应当依法制作笔录，详细记载取证的参与人员、技术方法、步骤和过程，记录收集对象的事项名称、内容、规格、类别以及时间、地点等，或者将收集电子数据的过程拍照或录像。

（三）收集的电子数据应当使用光盘或者其他数字存储介质备份。监管机构为取证人时，应当妥善保存至少一份封存状态的电子数据备份件，并随案移送，以备法庭质证和认证使用。

（四）提供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或者破解的与案件有关的光盘或者其他数字存储介质、电子设备中被删除的数据、隐藏或者加密的电子数据，必须附有恢复或破解对象、过程、方法和结果的专业说明。对方当事人对该专业说明持异议，并且有证据表明上述方式获取的电子数据存在篡改、剪裁、删除和添加等不真实情况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三、关于专业意见

会议认为，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其聘请的专业机构、特定行业专家出具的统计分析意见和规则解释意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专家出具意见。

专业意见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出具相关意见的专业人员出庭说明，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专业意见之间相互矛盾的，人民法院可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对质。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核认定上述专业意见：（一）专业机构或者专家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二）专业机构或者专家是否具有合法资质；（三）专业机构或者专家所得出的意见是否超出指定的范围，形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完整，结论是否明确；（四）行政程序中形成的专业意见是否告知对方当事人，并听取对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

四、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责任人的证明问题

会议认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应当承担较其他人员更严格的法定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行政处罚案件时，涉及到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的，应当区分证券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人员和该范围之外其他人员的不同责任标准与证明方式。

监管机构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结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履行职责的关联程度，认定其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给予处罚，被处罚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提供其对该信息披露行为已尽忠实、勤勉义务等证据。

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人员，监管机构认定其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给予处罚的，应当证明被处罚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实际履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并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存在直接关联；（二）组织、参与、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或直接导致信息披露违法。

五、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问题

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一）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二）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其证券交易活动与该内幕信息基本吻合；（三）因履行工作职责知悉上述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四）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